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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们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的确，我所开设的这三门课程基本上都是对西方经典文献的阅读和讨论，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涉及到西方知识资源和“中国问题”之间的某种深层次的关联问题。实际上，这三门课程的开设关涉到我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法学重建运动中的第一个使命，即回到经典进行批判。我认为，我们只有在批判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乃至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关系。这种说法意味着，我们并不是为了回到经典而回到经典，也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根据我们的当下中国的问题意识去建构中国法律哲学和我所谓的“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因此我提出了建构中国法律哲学的第二项使命，即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去建构我们这个时代的法律哲学。由此可见，对经典知识资源的阅读和批判，是以思考和认识当下中国为基础和依归的，正是在这种当下中国问题意识的意义上，在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意义上，中西思想资源在对中国现实进行“问题化”的理论处理过程中才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对西方经典思想资源进行研究的时候是否具有当下中国的问题意识？
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是，我平时除了向同学们强调对西方经典的阅读和批判外，更是一直建议他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我常常讲：“你们生在中国，不一定就意味着了解中国”。所以，我让他们多关注其他学科譬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多关注五四以来的学者对中西问题的论述和思考，甚至鼓励他们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经典文献、并且组织这方面的读书小组。最近一段时间，在对我的著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所展开的持续讨论中，相信他们会对这一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反思。
10，从您开设的这三门课程来看，一个关键之处是“批判”。您不仅特别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而且意图通过课程的开设和学生的培养形成您所谓的对学术体制的反思和批判。那么，您真的认为这些课程的开设能有效的扭转现有的教学体制乃至学术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吗？
答：确实，你们看到了我开设这些课程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对“批判”精神的奉行和推广。这些课程既提倡和训练学术批判，也倡导以学术批判为出发点的现实批判。但是，我必须指出，我并不试图否认中国教育和学术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这里面有着很深的我关于学术与现实结构之勾连的看法，因为篇幅，我就不在这里进行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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