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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小南湖读书小组”9次读书活动所选择的这些文本，无论是哈耶克反对唯理主义的“有限理性”观、华勒斯坦反对“意识形态”建制的社会科学的论著，还是英国著名的“爱丁堡”学派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理论，基本上都构成了对知识“真理化”趋向的反思和批判。“小南湖读书小组”这一基本取向的阅读，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使阅读小组的成员认识到，知识并不是那种只需要信的真理，而且知识也不象有些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普世性。在我看来，第一，有关知识限度与知识批判之关系的“知识铁律”明确表明，知识因人之理性的限度而有着一种构成性的限度，而这种限度的存在不仅为知识批判提供了可能性，而且还为知识批判提供了必要性。因此，任何人的知识（包括老师的知识）都必须接受批判性的审查。第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知识生产者，而且是整个知识生产机器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仅必须对我们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的知识进行反思和批判，而且还必须对那台在很大程度上支配我们知识生产活动的机器保有高度的反思和批判意识。总之，惟有在知识的认知方面保有一种“开放性”，我们才有可能为讨论、阅读和思考建构起一个批判的前提，并为促成知识在某种意义上的增量提供可能性，进而对自身依凭知识生产而“介入”社会进程的地位和角色保有一种高度的警省。
8，据我们的了解，在“原典精读”课上，您要求学生逐句翻译并展开讨论。请问，您的这一课程与翻译课程有什么区别，您想通过这个课程达致什么目的呢？
答：“原典精读”这门课程确实要求学生逐字逐句翻译并自己讨论，但它绝非一门纯粹的翻译课程。可以这样说，如果从传统的教学眼光来看，那么“原典精读”课的进度无疑是太慢了，我们翻译著名法学家霍姆斯的名篇The Path of Law就几乎用了一个学期，而它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也相对较少。因此，从这种眼光来看，“原典精读”显然不是一门合格的课程，至少不是一门成功的课程。然而，我开设的“原典精读”这门课本身恰恰就不在于简单地传授知识，当然更不在于单纯的阅读翻译能力和翻译技巧的培训。而毋宁说，它是通过这种对原著的阅读和翻译过程培养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和做学问的态度。这门课首先要求学生课前必须逐字逐句翻译，对于一些疑难的句子，要求学生反复分析，绝不允许轻易放过或打马虎眼；另一方面，只有完成书面翻译的同学，才有资格参加发言和讨论，而这是确保自己的认真思考并且尊重其他同学的时间。其次，在“原典精读”的讨论过程中，我要求大家必须认真倾听其他同学的发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比较自己和他人翻译和理解方面的优长，在互相学习的氛围中慢慢进步；同时，讨论时不仅要求认真理解其他同学的问题，而且自己在参与讨论的时候也必须有理有据，不能凭感觉地信口开河。因此，在我的“原典精读”课程里，我花时间传递给大家的，不仅是大师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真、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嵌在大师作品之中的那种思维方式。
9，就您开设的这三门课程而言，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西方经典文献的阅读和讨论，那么这与您一贯提倡的“关注中国”和“中国问题意识”会不会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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