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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个大学教师，这一目标与使命不仅与我个人在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和学术自主性上一贯的个人努力联系在一起，同时，它还与我进入学术体制成为一个教师的基本考虑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经过自1992年以来我在创办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上所做的努力，以及经过五年“闭关”潜心个人学术研究的努力，我深深地认识到，我所做的上述各种努力虽说是基础性的，也很有意义，但是面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任务，个人的努力和学术研究再重要，它也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尽管这种学术传统是由无数个人的研究汇合而成的。如果我们试图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每个个人的学术努力，而且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保障，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学术梯队。因此，这种“知识上团结”的学术环境建构不仅是我进入学术体制的初衷，也是我选择授课方式与内容的初衷。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我设计出了读书小组、原典精读和大师思想讨论这样一组互相配合的课程。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从中看到其明确的针对性。
3，在刚入吉林大学的时候，您对您所谓的体制内的学生有什么初步印象？您这些课程的开设能适合他们吗？
答：为了具体落实我的教学承诺，我一到吉林大学，便与研究生们一起围绕着“中国法学所面临的问题”等主题进行了开放性的讨论，以期对他们的知识储备情况、学术训练情况和思维方式，最主要的是他们对知识的看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坦率地讲，结果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发现，从一般的角度讲，同学们的基本阅读量严重不足，知识结构因长期受拘于自己的学科也表现出了严重畸形，对中国学术发展现状表现出了某种令人惊讶的“漠视”，甚至在“提问”过程中还表现出了对学术交流重要性的不意识以及学术交流能力的缺乏。当然，最为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不仅是同学们对知识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的封闭态度，更是由各种方式透露出来的他们所谓的“知识”本身的封闭性。很显然，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而且必须通过常规性的、有针对性的和一种我所谓“开放性”的“阅读·思考·讨论”的方式予以“规训”。“小南湖读书小组”就是在我试图规训学生的知识态度的考虑下应运而生的。稍后，旨在培养他们阅读经典原文之能力及阅读习惯的“原典精读”课也在我的提议下开始进行了。
4，我们都知道，您的这些课程都是采取讨论的方式，而这种授课方式与传统的授课方式差异甚大，您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讨论的授课方式呢？
答：我采取讨论为主的授课方式，就是要改变那种老师和学生之间以知识传授和知识“灌输”为主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我看来，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的要害之处在于它预设了一种知识的封闭性和知识的“真理观”。在这样一种预设下，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就是掌握了客观性和真理性知识因而具备了天然的权威和正当性的知识“传授者”，学生因而就成了完全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一直在我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课堂里被贯彻和复制着，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型塑和宰制着学生们的知识观和思维方式。在我进入大学体制之初，我也一再被学生们要求在课堂上讲授“哈耶克”，讲授“庞德”，讲授“西方法律哲学”，但是都被我严肃拒绝了。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了解哈耶克、庞德等大师的思想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他们的著作和论文，去看我写的专门研究他们思想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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