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启示在包公案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多年的无头案有了头，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所以，包公赢得青天大老爷的美誉，实在应该感谢小鬼儿。不过，阎王小鬼儿也长得势利眼，从来只帮包公的忙，别的法官没这个运气，只作绿叶衬红花，时不时地弄出冤案等着包公平反昭雪。前面提到的《包袱》中，定海县衙误判夏昌有罪投入大牢，三年以后适逢包公“巡行天下”才得见天日。《招贴收去》中的游子华涉嫌杀妻，一审屈打成招，又是后来赶上包公巡查才申雪冤狱。可见，那小鬼儿也不是菩萨心肠，总是看人下菜。包公对此看来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他曾自称，疑难案件“非包爷不能决！”不仅仅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还因他阎王那里有关系。
　　牵强附会把包公说成无所不知，或者就是所罗门王的化身，都不符合基本的“源于生活”这样的创作原则，包公虽富智慧，但毕竟是凡人，亦有其智力不逮之处。这样倒使得包公自己查明的那些案件中的智慧形象更加真实生动了。把一个人描绘成万能的神明，不如把人描绘成有所不能的智者更加让人接受，这不需要作者有如此的策略意识，不过常识而已。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毕竟有限，再健全的法制社会也要容忍一定的错案存在。包公审判的案件有没有错案？书中故事百则，都以案件大白于天下、善恶终得报应为结局，只有包公给翻别人案的份儿，断无包公被人翻案的道理。包公的高大全形象，虽不是意识形态部门刻意树立的典型，民间对一个完美的清官形象却也乐见其成，呵护有加，本属李公、刘公、赵公的先进事迹，也往往加在包公头上。包公也会犯错误，但那是真实的包公，不是戏。当然，也有人认为，《赤桑镇》这部戏里，包公轧了亲侄子包冕，让百万两银子的去向成了呆坏账、无头案，有杀人灭口嫌疑云云，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日本学者棚赖孝雄曾把审判方式区分为“规范性审判”与“情境性审判”，前者强调抽象规则的审判基准地位，后者则根据纠纷的具体情况做出因时因地的裁决。包公断狱，可以说是典型的“情境性审判”。
　　包公断狱故事百则，没一个引用《宋刑统》或者相关司法解释条文的。他善走群众路线，从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司法的功能明显指向具体纠纷的解决，而不在于确认一般性规则，轻典章律令之辨，重天里人情之虑。现代“法治”强调的是抽象规则的普遍效力，然而以当时的社会状况论，规则在全国的普遍性适用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所谓不可能，是因受信息闭塞的限制。古典社会交通不便，信息传输迟缓，欲求规则在广阔地域范围内统一适用，必然耗费相当的成本。这成本的消耗，更因为实无必要而显得多余，试想，既然地区间往来较少，社会流动频率低，信息半径小，则地区间规则适用的差异带来的不便，就不那么显眼，地方官自可凭天理人情，“因地制宜”地裁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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