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不但是人民的好法官，模范公诉人，还是一个优秀人民警察。那些不能当庭查明的案件，就得费点周折，进行诱惑侦察是一个经常采用的办法。
　　《包袱》一案中，包公认定小吏李善辅为杀人凶犯，但因既无旁证又无口供，担心不能使其服法。包公进行了一次公务员考试，给李善辅打了最高分，两人成了好朋友。有了半年的交情以后，包公对李善辅说：“我为官清廉，现在闺女出嫁，连嫁妆都置办不起，你帮个忙，以后有提拔的机会肯定忘不了你。”李善辅深信不疑，几天后送来金钗、碧玉簪、金粉盒等物件一包袱，包公假装高兴，暗地里找受害人对质，正是凶案中的赃物。案件真相大白，蒙冤多年的被告人夏昌平反昭雪。
　　《青靛记谷》也是一个用诱惑侦察破获疑案的例子。王虚一、刘化二骗得富商蒋钦谷物一大宗，包公化装成谷物商人，在谷里放了青靛做记号，故意被二犯以同样伎俩骗去，后来包公发布通告，凡为建立兴贤祠捐谷三百担者可免去差役，二犯自投罗网，包公见他们的谷物中果然有青靛，于是人赃俱获。这样连蒙带偏的侦查，真可谓煞费苦心。
　　在行政兼理司法的中国古典社会，司法职能的分化远未形成，控审分离的诉讼理念在西方也是近代的事情。包公既然是全部正义的化身，自然是集侦查与审判于一身才行。本书中，包公助手的作用没那么大，充其量是个马前卒而已，还没有独立的侦查能力。清官与侠客在公案小说中的合流，源于后来的《施公案》。《奇案》中包公的助手里已经出现了张龙、赵虎的名字，但最厉害的展昭则还未出现，大概后来的《三侠五义》中才大肆渲染这些侠客对清官的帮助作用。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本书中的诱惑侦察，通常是包大人亲自出马。
　　所有的审判都意味着要“再现”案件发生时的情境和关系，然而不幸的是，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所罗门王的故事之所以家喻户晓，就是因为人类没有他那样的能耐。没有时间隧道，也没有航时机，只能借助证据来复原过去的社会关系。再诚实的证人，陈述也可能是假的，他可能是看错了人，或者记错了；再可靠的证据，也可能是被动过手脚的；“铁证如山”不过是一种修辞，对于法官来说，所有的证据都是二手的。包公智慧超人，也有犯难的时候，有些无头没影的案件，恐怕就是福尔摩斯那样的专业侦探也无可奈何。
　　但是，司法必须“让人民群众满意”，否则就会削弱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像包大人这样的神明智慧之人，焉有破不了案之理。这么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连阎王都要维护，关键时刻派小鬼儿帮忙。这有两种情形，一是借助超自然量，将被隐蔽的案件告知包公或被害人亲友，二是在审判疑难案件的过程中提供破案线索和事实真相。帮忙的形式不拘一格，或夜半托梦，或背后刮阴风夹被害人陈述，总能对破案起到“柳暗花明”的效果。这类案件中，如果是鬼神同时托梦于受害人亲友和包公，形成相互印证，就等于铁证如山了，被告人再不招认，大刑伺候强取口供即可。《耳畔有声》讲到：秦宗佑后妻妒杀前妻之子，谎称其暴病而死，真相不为人知。一天，包公路过一个小新坟，听到背后有人低声说：“告相公，告相公”，看不见说话的人，知道必有冤枉。令手下掘开坟墓，看见小儿尸体上有伤痕，于是顺藤摸瓜，一步步查出真凶。《临江亭》、《红衣妇》、《窗外黑猿》等案，都是这样靠小鬼儿提供线索侦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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