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国家对犯人的身体紧追不放
王怡
【关键词】行政处罚
【全文】
《南都周刊》记者 陈黎
人不能被工具化
南都周刊：你对深圳警方公开处理妓女嫖客一事有什么看法？
王怡：警方的处理方式，无论在法律还是在道义上都不对。这是一个行政拘留的公开处理大会，我想首先是怎么来理解公开性？政府的行为应该具有公开性，一切处罚都不能秘密进行，不然就叫秘密警察了。但行政法上的所谓公开，是以政府行为为中心的公开，对它的决策和决策程序的公开。但公处大会不同，它是以被处罚者为中心的公开，这不是公开，而是展示，就像传统的游街示众。它将人工具化了，它征用了一个违法者的身体和一切私人信息，来达到某些目的。这是不对的。就算是死刑犯，你剥夺他的生命，但法律仍然要把一个将被处死的人看作人，不能当成工具。你不把他当人，你的正当性反而就没有了，因为一切处罚都是对人的，不是对猪狗的。
南都周刊：把人工具化要达到什样目的呢？
王怡：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威慑，这是比较直接的，比较粗暴地展现政府的强制力；第二是羞辱，羞辱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政府的角色恰好在这里就错位了。
南都周刊：插一个问题，如果你本人在公处现场，你会观看吗？你会当场抗议吗？
王怡：如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我会停下来看。但了解之后，我会掉头而去。是否当场抗议，要取决于那个场面和我的关系，心理上的和物理上的距离。离得稍远，我多半不会。如果对我来说太直接了，我希望能当场表达一个公民的看法。政府可以处罚一个人，但不能羞辱一个人。因为羞辱是道德性的，政府没有资格去做道德的褒贬。褒贬已经含在立法当中了，你的责任就是老老实实的执法。但老百姓可以，你可以对卖淫嫖娼进行道德上的辩护，也可以严厉批评，我个人的态度是严厉批评的。公众可以指指点点，因为他们没有强制力；反过来拥有强制力的政府，就不能把道德羞辱和公共管理混在一起。行为上的惩戒，要和人性上的宽恕相配合，而道德上的批评要和强制力无关。警方的示众，其实一种邀请，邀请公众围观，并向着被处罚者拿起第一块石头。就像《圣经》中那个著名的处罚妓女的故事一样。这种示众本身就是反道德的。它把羞辱者的道德水准，拉到了被羞辱者之下。
南都周刊：不谈道德，深圳警方的行为是否违法？
王怡：对政府来说，行政法上没有授权就是违法。另外有一点，警方在公众面前，其实僭越了一个最终裁决者的角色。对一个行政处罚，当事人可以申请复议，还可以起诉。在法治社会，只有法院才能代表国家对一个人做出终局意义的裁决。但警方的公处大会宣扬了一个偏见，用传统的观念说，示众相当于一种盖棺定论，它以不公正的方式，把一个被处罚者永久性的钉在某个十字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