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拿“同命不同价”说事
王思鲁;杨丹
【关键词】人身损害赔偿
【全文】
2007年元旦初始，人们还未从节日的气氛中醒来，广州一姓周律师便急急向全国人大常委上书，要求常委会对最高院的《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司法审查，其主要理由是该《解释》的实施，导致在同一事故处理中，出现了“同命不同价”的情况。”
“同命不同价”！乍一听来，笔者确实也认为这有失公正，一样的生命为什么却遭到不一样的安抚待遇？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就存在贵贱之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就是应该的吗？然而，当激愤平息过后，当平视生命的愿望遭遇到现实，我们不得不理性地思考：平等就一定要平均吗？“同命不同价”就真的是对农村人生命权的抹杀吗？事实上，在制度设计的背后还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法理，远远不是“同命不同价”几个字就能诠释清楚的。
首先，“同命不同价”这一说法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人的生命根本无法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又何来“价格”一说。以价格作为评判生命贵贱的标准，就已经是对生命价值的亵渎，而将其沦为纯粹的工具来使用。事实上，从法律角度而言，死亡赔偿金不是对生命价值的补偿，或者说并不是生命权的对价，而是对相关权利人预期继承收入的补偿，也就是学界所谓的“继承丧失说”，具体而言就是指，继承人原本可以继承受害人将来所获得的收入，但是由于受害人的死亡，而使继承人的这种权利落空所进行的补偿。因此，这和我们普通人对死亡赔偿金的理解是不相吻合，甚至南辕北辙。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曲解，正是导致媒体和部分专业人士对死亡赔偿金制度批判的根源所在。
那么，如何死者收入怎么计算呢？这是矛盾的焦点。不可否认，由于知识结构、个人能力、行业背景、所处区域等因素的不同，每个人可获得的收入是千差万别的，总体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入远远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城市地区的收入高于农村地区。另外，生命的形成和维持也是需要成本的，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培训等，从这个角度讲，城市人口所花费的成本也是高于农村人口的。因此，无论是从预期利益还是从投入成本上而言，死亡赔偿金的数额的差异并不会导致社会不公平。
我们一直倡导人人平等，但是，平等不能被绝对化，金钱的高低也不意味着生命的贵贱。否则我们如何理解伤者的赔偿金比死者多；侵犯名人的肖像权所需付赔偿远远高于普通人；航空运输损害赔偿中外国人所获赔偿就比中国人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也不同。如果我们一味要求同等对待，而不考虑客观存在的因素，才是犯了教条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追求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其结果却导致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