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具体延伸开来，我想，从
宪法作为价值源泉的角度来说，则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宪政建设所遭遇的不仅有“神”“俗”两界的问题，更有其间如何实现牟宗三先生的“曲通”的难题。帝制崩溃（以及七十年后开始的对于“斯拉夫式”西方意识形态的抛弃），共和未能真立，意味着不仅整个社会有待重组，而且表明这个社会向上提升的神圣性源泉及其与重组中的社会的“紧张”关系殛待建立。记得以前我们聊过，中国宪政建设的特别处在于它发生在“东西文化”冲突这一背景下，就因为遭遇难题的中国人眼前便有一个现成的政治生活方式在招手，于是乃有经由
宪法移植而进行社会重组的宪政建设任务的发生，图将治式与治道都通盘换过，而固有的人生态度、生活样法等等却不匹配，以致于
宪法失却世俗的基础与神圣性价值认可意义上的支持，理论上的功能无法转化为“法在行动中”，徒具空文而已。
宪法的重要功能就在于不仅规定政府的具体构成与政权的运作形式，规范领导层的角色关系及其与国民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二者冲突的合法化、程序化的缓冲与解决渠道，而且，更重要的是，
宪法确定特定政治社会的范围与认同，而使国家权威获得法律与理性层面的筛选与肯定（所谓“民意”在此应经由技术性的设置而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为特定社会提供基本的价值与目标，也就是说，解决这个社会的“神圣性源泉”问题。
这种治式与治道，对于中国来说，初时只是标志着“王朝”解体后现代国家的出现，予权力以尊严，而仅具象征的意味，暂时填补所谓的“契里琪马”的空缺，但是，随着时移势易，则其“基本的价值与目标”的评价与制约作用将逐渐表见，从而为对现实政治的臧否提供一超越性的标准，在“天意”的烛照下圆融“人意”与“法意”， 规约现实的权力运作，将对权力的怵惕落实为对于权力运作的防患于未然的架构性监控。若其评价与制约功能总是遭遇否定性的反馈，则其“象征”功能亦将不保，而累及作为一种治式与治道的
宪法与宪政本身的合法性，从而失去其“神圣性源泉”的意义。百年来，中国的社会重组迄未有一相对的定型，各色人等的角色关系变动不居，选民与选区意义上的（constituent and constituency）下层结构无以形成，则“俗”的一面无法表见为治式的基础；而就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人各一心”，“彼此心肝痛痒都到不了一处”，没有“共同的问题，公共的要求”，从而无“公共信仰”，则“约定俗成、相谕共守”意义上的（understood convention and common ideology）“天意”的一面无由形成，也就无由为治道伸张。理论上说，
宪法不仅有助于实现此二者的“曲通”，并且成功的
宪法亦是“曲通”后的结果，则当年的中国如何配谈这个？刻下的中国依然任重道远。 ──或许，已到了一个“结束的开始”的关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