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后有感
左明
【关键词】刘燕文
【全文】
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作者：湛中乐 李凤英
载于：《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辑
该文讨论的内容源自于“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案”。
“高校代表国家颁发学业、学位证书”，代表的依据何来？是法律授权吗？法律有何授权？是授权独立颁发，还是授权代表颁发？学业、学位证书上加盖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章，还是高校的印章？是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还是就是——国家学历、国家学位？国家是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恰当主体吗？恐怕，国家学历、国家学位——是站不住脚的吧？
韦德的按照公、私立标准来区别大学的不同地位的理论，实在是难以成立。至少在中国，公立、私立高校都是依法成立的，私立高校肯定有章程，至于公立高校是否有章程则不得而知。章程是所有社会组织体的灵魂和基础，特定的组织法可以认为是相应的国家机关的章程，没有组织法依据的国家机关——其合法地位值得怀疑。没有章程的公立高校，当属非法办学。
日本的“在学契约关系”——堪称明智。
最高人民法院绝不等于真理代言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案例，只要进行认真、理性的分析，就会发现大量、甚至严重的法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案例与其说是学习的榜样，倒不如说是——批评的对象。至少有良知、懂专业的中国人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义务。
至少，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判决中的法理解说就会留下“如何处置私立高校类似问题”的后遗症。这就是典型的“哪儿疼就医哪儿”的“庸医手段”。
看来，该文作者所持的是“广义行政权”理论，即只注重权力自身的性质（如单方性、强制性等），而忽略行使权力主体的性质。不把行政权与国家这一特定主体严格对应，而是将之理解为“一般管理权”的同义词。因为凡组织必有管理，所以凡组织必有管理权。因此，行政权就顺理成章的出现在任何社会组织之中了。
下一个问题，社会组织的权力，是来自于国家的授予吗？恐怕是来自于自己的章程吧。用一句经典的话来表述就是：社会组织的公共权力是来自于其成员权利的让与。其实，学校与教师和学生之间，并非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教师和学生都不是学校的成员。作为雇员的教师和作为接受教育服务的学生，都是学校的外部关系人。因此，他们与学校之间形成的都是某种形式的——契约关系。教师与学校的关系，其实和职员与公司或公务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质的差别。用人单位与所用之人之间“天然”的会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只是这种管理关系不是强加的，而是自愿的，是基于契约，是基于约定。所用之人只要放弃契约，就可以从被管理的境地中解脱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外部管理其实都是自我管理，所有的他律其实都是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