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并由现行
宪法及本法明文规定对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实行平等保护，也就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方面堵塞了采取“国有化”措施的可能性。如在和平时期，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目的，需要强行取得属于私人、非公有制企业的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则应当按照现行
宪法和物权法关于“征收”法定条件的规定，实行“征收”；如在战争时期或因抢险救灾，需要强行使用属于私人、非公有制企业的基础设施，则应当按照现行
宪法和物权法关于“征用”的规定，实行“征用”。怎么能够设想，可以绕过国家征收制度和征用制度，而直接通过法律规定剥夺私人、非公有制企业对于“铁路、公路、电力设施、电信设施和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对外宣布实行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但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到中国境内投资的实际上只是一些私人企业、中小企业，及所谓“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企业。外国的大型企业、技术先进企业，长久犹豫不决、迟疑徘徊，不敢到中国境内投资，为什么？他们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一旦采取“国有化”措施，会将一切外资、外企一网打尽，使其血本无归！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再对外宣布中国不会实行“国有化”措施，也迟迟不能消除他们的疑虑。只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用长期的实践证明了对外资企业给予同等保护之后，一些大企业、跨国公司才陆续进入中国。
国际资本之所以不敢贸然进入中国市场，之所以长期犹豫徘徊、顾虑重重，是有其历史教训的。上世纪初，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现了经济困难，宣布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就包括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西方一些对苏联本不抱敌视态度的企业家，相信了苏联政府关于保护外资的承诺，纷纷到苏联境内投资、设厂，对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发挥了很大作用。不料苏联在经济恢复、度过危机之后，突然宣布结束所谓“新经济政策”并颁布“国有化”法令，将一切外资企业的资产统统收归国有，使这些帮助苏联度过经济困难的西方企业遭受“血本无归”的惨重损失。有资料披露，当时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在决定突然实行“国有化”措施时如何尽情嘲笑哪些上当的资本家。
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并不等于就自动取得了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为了取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还必须与各国进行谈判，说服这些国家相信中国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消除他们对中国实行“国有化”措施的疑虑。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好不容易才使国际社会相信了中国政府关于不实行“国有化”的承诺，而现在物权法草案居然明文规定国家将对属于私人、非公有制企业的基础设施采取“国有化”措施，这对于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是严重抵触、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