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雇佣歧视之诉。原告会把学术机构认定自己剽窃一事和种族、性别和宗教方面的歧视联系在一起，依据美国民权法案而提起此类诉讼。不过，证明认定剽窃和歧视之间的联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4．2．中国法院审理的剽窃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剽窃纳入“著作权纠纷”案，而不单独构成一个“案由”。涉及剽窃的著作权纠纷案，当事人双方多为个人，原告通常是声称被剽窃的那一方；涉嫌剽窃者作为原告，对所在单位提起诉讼的情形，尚未出现，这大概是因为剽窃很少受到惩戒的缘故。法官总是通过自行比对，认定是否存在剽窃，并不参考行业惯例，也不依赖专家证言。
（2）法院认定的的剽窃多为露骨的、大量的、逐字逐句的剽窃。[45]但是，有些法院也试图对剽窃作较为扩张的解释，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一桩著作权案的判决中指出：“最常见的抄袭行为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地偷盗，将他人作品整句整段，甚至整篇整部，原封不动地或者换几个词语，搬过来作为自己的作品发表；另一种是改头换面地偷盗，将他人的作品进行删节或补充，乔装打扮一番，冒称自己的原作去发表。”[46]
（3）除了出于商业利益的剽窃之外，[47]胜诉原告获得的赔偿通常只是象征性的，赔偿本身并不足以对侵权行为产生任何阻吓作用。
（4）对于改写原文而没有“归认来源”作者的剽窃行为，法院常常把它排除在
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之外，“思想和表达两分法”的理论常常作为开脱被告的判决理由。[48]
2006年7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天成诉周叶中著作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即使是逐字逐句照抄，如果所涉内容是“客观事实的介绍”，那么，“鉴于相关内容的客观性和其有限的表达形式，……虽有雷同之处，但并未构成侵犯原告的权利”；至于改写他人的作品而不显示来源，法院认为这是“学术观点的描述”，无论怎样都不违法，因为，“
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而非思想本身。”
“客观事实的介绍”存在于一切形式的作品，存在于一切领域的作品，如果逐字抄袭他人有关“客观事实的介绍”可以得到普遍的豁免，维系知识生产的学术诚信也就全盘崩溃了。然而，法官的个人意见显然直接与法律相冲突：版权法保护表达，而不问表达的内容是主观判断，还是“客观事实的介绍”；把有关“客观事实介绍”的文字表达排除出版权法的保护范围，这不是司法，而是几个法官在行使立法权。把事实的“有限的表达形式”作为开脱剽窃的理由，这就更离谱了：事实的表达形式是否有限？这是有待经验和推理去证实的哲学问题，法官就此作出一般性定论，显然是不自量力。即使相关事实只有一种表达形式，也不能成为抄袭的理由——被告至少可以引用，学会使用双引号！“学术观点的描述”同样是在版权法保护范围之内的一种表达。如果被告的“学术观点描述”与原告实质相似，而又没有归认来源，被告显然违反了版权法，因为，中国版权法明文规定：“归认来源”是使用他人作品的一项法定义务。
按照北京市二中院的判决，剽窃得到了一份通行无阻的司法许可：如果剽窃他人有关事实的描述，这种剽窃因为事实的“有限的表达形式”而得到豁免；如果改写他人观点而隐去出处，这种剽窃又因为“思想”不受版权保护而得到豁免——版权不保护思想，连带思想的表达也不受版权保护，这是法官对“两分法”的极至发挥。在这里，“二分法”的教条不仅严重影响了是非观念，而且阻断了常理思维。
5．结论
5．1．学术剽窃是造假、欺诈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剽窃方法是复制或者改写他人作品而不归认来源。借此，剽窃者抹煞了原创者的贡献，揽走了原创者的受众，用原创者的思想和表达去与原创者竞争。学术剽窃的动机是把他人的思想或者表达据为己有；学术剽窃的外在表征是冒充——剽窃者把自己冒充为他人作品或者思想的创造者，如同小偷冒充为他人财产的所有者一样；学术剽窃的目的是利用他人的成就使自己出名。
如果把剽窃的定义缩小到逐字抄袭他人作品而不显示来源，那实际上是给所有具备改写能力的人和那些自己虽然没有改写能力，却能聘用他人为自己改写的人发放剽窃许可证；如果再把有关“客观事实的介绍”和“学术观点的描述”的逐字剽窃排除在剽窃的定义之外，那就不仅是宣布剽窃的全面合法化，而且是公然推出一种容纳剽窃的全新的道德观念——这和诚信基础上的人类精神文明是背道而驰的。
5．2．以归认来源为主导的引证规范（指引）是区分正当学术行为和剽窃的一杆标尺。制定中文文献的引证规范，是中国学界应当尽早完成的一项工作。
凭借公权力去创制和推行统一的引证规范，这是公权力膨胀和自负的一个极端事例。已往的经验表明：公权力介入引证规范，只会造成纠正不了的错误，甚至是迫使人们按照相同的模式去重复错误。[49]因此，推行引证规范，当由一个学校、一个出版社率先推出某种试验性的标准，然后，在竞争中形成优势，在实践中形成共识。便利需求会驱使人们寻找普遍适用的引证规范——个人随机斟酌引证格式既费时、费力，又容易出错，而“照章办事，按部就班”能省却许多麻烦；引证规范的多元化也不是一个问题，人们会选择最简单、最清晰、最易学的引证规范。相反，如果排除竞争，不许试验，只会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做坏。
5．3．诉讼对于整治学术剽窃，当然会有一些作用，但作用相当有限。在美国，版权法和普通法都不支持单独成立的剽窃之诉。在中国，依据版权法，剽窃是一个的法定侵权行为，但是，法院从来没有把剽窃单独作为案由，法律的这一规定也就形同虚设。与美国版权法相比，中国版权法较多地关注作者的“人身权”、强调“归认来源”，为反剽窃诉讼预留了较大的理论空间。但是，文字法律和现实法律并不是一回事，从文字法律去推断它的实际效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法律的实际效用来自法律的实施，后者取决于复杂的、参与者自身单独和共同行动都难以把控的传统和制度因素。“王天成诉周叶中著作权纠纷案”提醒人们：无论是当事人把法官看成认定剽窃的权威，还是法官自认为能给学术界制定标准，这都是认识的误区。
5．4．学术界是一个专业共同体，专业共同体与业内人士的声誉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群体里，不良行为的负面影响注定要“外部化”（externalized）：诚实的人也会为同行的不良行为而蒙受屈辱——当一个社会都在谈论“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和“医疗腐败”的时候，每个业内人士都已经分摊了不良行为的负面影响。相反，如果一个专业的多数人在乎声誉，他们一定会形成一项共识：与不守规矩的人划清界限，把同行的不良行为的负面影响内部化，让不守规矩的人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坏名声。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建立标准化的行规和实施行规的权威。
没有行规或者不能实施实施行规，也就不会形成以诚信为基础的秩序，学术竞争的规则就会重新改写。例如，教育应当确保学生之间公平竞争，让优者胜出，但是，如果抄袭的学生每次考试都得“优”，多数学生都会去抄袭，但是，一个容忍抄袭的学校是难以吸引好学生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学术共同体不能阻止剽窃，学者之间的竞争最终也会变成剽窃技能的竞争，结果一定是以下三种情况：（1）剽窃者胜出并掌控学术机构，优秀学者按照“人以群分”的原理，或者避开，或者离开，或者在机构内而与它的“主流”保持距离；[50]（2）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作品的价值普遍降低，学术作品的消费者甚至缩小到那些被锁定的读者（如：本校学生被指定读本校教授写的书、报考本校研究生的人被指定读导师的书……）；（3）在知识生产的大范围内，该机构或者该学术共同体被固定在边缘化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