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使好决定权，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理顺党委、人大和政府的关系，特别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政府讨论、管理重大事项的关系。对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人大可以讨论、决定，政府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也可以讨论、决定，实践中确有不易分清的地方。但是人大行使决定权同政府行使决定权，在性质、地位、作用和法律效力上都是不相同的。如何加以区别?根据各地经验，应当把握以下几点：一是从两个国家机关的性质和地位看，人大和政府的关系是决定和执行、监督和被监督、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人大只对根本的、全局的和长远的重大问题作决定，对于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不必去管，要防止人大不适当地干预政府的日常工作。反过来也要防止政府借口“提高效率”、“怕麻烦”，避开人大自行作出决定。如果出现这类侵犯人大职权的不适当的决定，人大常委会有权予以撤销或督促其自行撤销。二是从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程序看，一般是由党委提出建议，由政府或法院、检察院提出议案，再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审议作出决定。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不能把人大视为只是“走走形式、办办手续”的机关，更要避免搁置人大决定权的现象。三是从实际看，党委、人大、政府及其工作机构要加强协商和联系。因为我国各个国家机关都是在党委领导下唱的一台戏，因此在把某个重大事项提请人大讨论、决定之前，要加强沟通和协调。政府对某一事项该由自己决定还是提请人大决定拿不准，要及时听取人大的意见。人大决定重大事项也要通过党组征得党委的原则同意，并及时同政府通气。党委则要支持各个国家机关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工作，特别要支持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包括决定权在内的各项职权。
关于人大监督权
人大监督权在建设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形式的监督，但人大监督不同于党的纪检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它是国家最高层次、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长治久安的社会。社会动乱，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乃至发生在局部的足以影响正常生活的突发性事件，都是社会的极大不和谐。怎样保障社会稳定有序、防止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动乱？怎样保持国家长治久安？怎样才能跳出“先兴后衰”、“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邓小平同志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问题。“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在我国民主制度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中包括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大监督制度。人大监督的实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机器按照人民的意志和需要运转。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掌握权力而不受制约，必然滥用权力、走向腐败。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和腐败不相容的。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指出，我们党与历代王朝相区别，能够跳出始兴后衰、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因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就是监督。邓小平同志早在建国初期也说过：“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当特别警惕。
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3]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刻地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4]这充分说明，不断完善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大监督制度，对于健全国家政治体制，从源头上防止和铲除腐败，从而确保“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人大监督制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人大行使包括监督权在内的各项职权，保障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防止出现严重失误和损失；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最大限度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权利、规范国家机关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有效地抑制被人民深恶痛绝的易于引发社会动荡的腐败现象，保障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