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遗体产生的人身权益的规定见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3款：“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三）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该款规定明确了近亲属对遗体的独立精神利益，以及遗体应受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德，即“公序良俗”保护的基本原则。按照以上所述三项原则以及对该条的体系解释，将本款规定解为因侵害死者的身体权益而造成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应较妥当。
据此，遗体既是死者延伸身体权益的载体，又是死者近亲属的特定精神利益的载体。强调前者的积极意义在于：（1）人皆不免一死，对自己遗体的继续尊重应属绝大多数人的合理期待与要求，民法虽然应着眼于现世，“事人不事鬼”，但也不能对尊重遗体的公序良俗漠然置之。所以，对遗体的保护符合作为生者的本人的利益。（2）果有不肖子孙因先祖遗体遭人践踏而无动于衷的，依据死者的延伸身体利益，一定范围的其他亲友或者组织也可以寻求救济，这种情况下的救济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诉讼色彩与功能。（3）如此可以将对遗体的支配明确为权利人对其身体的延伸支配权范围，权利人因而有权通过遗嘱确定对遗体的处分方式，包括捐献以及安葬方案。
遗体在亲属与
继承法上的地位首先是所有权的归属，第二是安葬权利与义务的确定。
前者表现为遗体是否为遗产的争论。
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人身在被继承人生前是其人身利益，包括生命利益、身体利益、健康利益等的载体，不能被归为物或者财产。人身因其死亡的事实而转化为遗体之时，被继承人已因死亡而失去民事权利能力，不能再取得新的财产，因而遗体不符合前述遗产须为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财产”的立法定义。据此，笔者认为，遗体并非遗产，而是因死亡的法律事实而产生的应归死者近亲属所有或者共有的物或者财产；近亲属的范围应可参照《继承法》上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顺序加以确定。这种定位便于在死者本人未表示明确反对捐献的情况下，其近亲属将遗体捐献供作医学或科学研究之用，从而有利于发挥遗体的价值。
现行《殡葬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主要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殡葬业进行规范，并没有明确近亲属对遗体或者骨灰的安葬权利或者义务，只能另寻安葬权义的有关法源。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这可能是出于在改革开放政策初行之际，立法者有意通过法制建设来实施强制性社会变迁，或者至少在某些领域进行移风易俗的考虑。但是，即使在现代法治社会，习惯对于和谐社会规则的形成与秩序的维系，实有发挥积极作用的广泛空间。从宪法及民事法律的一些规定看，民事习惯也有一定的合法性空间。实际上应可以认为，《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就表达了对习惯的尊重。因而可以说，遗体安葬权义的法源实际上是我国行之已久的民间殡葬习俗。根据各地的民间殡葬习俗，近亲属应享有安葬死者的权利，或者负有安葬的义务。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法律对习惯的尊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不符合法律基本价值与政策的习惯无法得到认可。本案中某甲遗体是否在祖坟墓地安葬，以及应与“长妻”抑或“次妻”合葬的问题，就面临这一关的审视，容后再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