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为了奥运请农民工回避
李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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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先是听说了北京市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对清理流动人口等首批65个奥运立法需求项目确定了初步方案：对农民工，大规模劝返回乡；对流浪者，加强救助；对未成年人，强制救助；对小美容美发等低端行业的从业者，加强管理、规范，以至清出北京。
旋即，北京市有关部门与人员出面澄清，至少说了没有以奥运的名义立法劝返农民工这回事儿。虽然由一个新闻焦点引发的公共舆论危机似乎过去了，但是相关的法治迷思并没有消除。
我国清理流动人口的传统方式，是在特定期间为特定事件搞一通行政突袭，以收清理面子之效。北京市如果真像传闻中说的那样先搞立法，再搞运动，比传统模式未尝不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当然立法的正当性还值得探讨。
一方面，对流浪者、未成年人和某些“特种行业”来说，维护“城市面子”本来应该依靠平时细水长流的规范管理。运动突击的管理方式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改善街头市容，也必然意味着奥运之后的管理废弛和反弹。以当今世界的资讯发达状况来说，这样的面子运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取悦友邦人士，也不好说。
另一方面，虽然泼出去的水被硬生生收了回来，但是以不太过份的恶意揣测当事方，对这事儿的操作可能要采用某种“反法治”方式，也就是传说中的有关部门将协调建筑施工企业，整建制地“劝说”100万农民工在奥运期间返乡。从劝返这个柔中带刚的字眼，不难预期一场恩威并施的“清场运动”。
我们相信，有关方面的考虑是出于一些非常现实的因素，例如奥运期间将有国内外参会人员、大量奥运观众和观光客涌入，北京的公共基础设施会面临很大的运营压力。因此，适当控制人员涌入并疏散在京人员，无疑有助于保障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虽然在全民办奥运的热情之下，有关部门很容易为这一政策和相关立法找到一顶还算合适的“公共利益帽子”，但是这顶帽子要想用得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还要经过几道关的检测。
首先是正当性检测。诚然，我们的农民工常常满面尘灰，但正是这些最伟大的建设者支撑着中国快速发展的世界奇迹。诚然，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但是这些心怀梦想和乡愁的城市新移民不愧为当代中国最光荣的劳动者。那些在奥运场馆工地上日夜工作的农民工，即使都清楚自己可能没有机会在他们砌好的看台上观摩盛会，但是都没有因此丧失为奥运努力工作的豪情。可以想象，这样霸道的“回避令”肯定会重创农民工仅存的自尊心，实际上也将圈定一个几乎可以任意“牺牲”的弱势群体，不符合法治与和谐的时代精神。
其次是必要性检测。为公共利益牺牲合法权益，须限于必要限度，这是现代社会通行的法治原则。虽然即使允许农民工留在北京，到时候也未必有几个人能付得起钱看现场比赛。但他们也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即使不看奥运会，也有权利为了任何其他的正当原因留下来。其实，届时北京开工的建设工程数量肯定会大大减少，难得清闲的施工企业自然不可能供养一大批闲人的吃喝住。“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无工可做的农民工朋友自然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其他城市找到用武之地，何劳有关方面挥动大棒，一概请其回避呢？换句话说，即使要来硬的，也应当在最小范围内、慎重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