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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与其说是一个银行家，一个经济学家，不如说是一位哲人，一位思想的解构者，一位在世俗的社会依靠世俗的方法揭示和蕴造不朽的圣者。记得台湾音乐人罗大佑曾经谱写过的一首歌《现象七十二变》，歌词很后现代，但在简单的韵律中刻画了现代人的匆匆忙忙、感情冷漠，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觉得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社会，尽管每个人都非常自主，但却宿命般的会在历史的潮流中随波浮沉，尽管所有的个体都在尽力维护自我，却仍将身不由己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迷失落寞。现代化的进程给我们提供了纷繁的选择，但纷繁的色彩掩盖了世间曾经黑白时代的纯真，过多的选择侵蚀了原本坚定的固守和原则。因此，一定意义而言，时刻发生的巨量现代化创造也同时正在不断的遮避着我们的视线，钝化着我们的精神。于是，这个时代迫切需要圣者。
尤努斯本可以做一名生活的旁观者，本可以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学识专注于学院式的经济学教育，就像芸芸众生的惯常样子，或许尤努斯这样走下去更加稳妥。但是，这个世界毕竟不是简单的规律就可以总结，真实经济的运行也不是数学公式的简单演绎，在看到现代化的冰冷逻辑驯服了所有的道德和思想之时，尤努斯感觉到了自己的责任，即用事实去提醒人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个人和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他提醒我们，这个被机械所覆盖的世界的运行并不一定是服从于机械的规律的，我们在看到世间的苦难之时也不是可以无视自身的道义责任的。
我想，尤努斯之所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是有如下几个原因的：一，尤努斯通过自身的思考和摸索，创立了对贫困人借贷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这一成功最大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商业性，因为只有在商业上的运营成功才能够为世界各地积极借鉴，进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二，尤努斯的乡村银行的运营成功不但具有经济实效，而且具有一种经济学上的革命意义，因为对穷人放贷、对女人放贷、无担保小额放贷本就是社会放贷的禁忌，这一出人意料的成功应该引起我们思考，是不是传统经济学简单的定义人性、抛开对人性的尊重和提升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三，尤努斯通过自己运营乡村银行的成功，告诉我们穷人是值得信赖和尊敬的，在一定意义上看，贫困不过是人为设计的陷阱，并且既然贫困是可以通过制度的改良加以克服的，那么各国政府就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而不是继续维护那些经济学上本是虚构的堂皇借口。
其实，现代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产生了人人可觉甚至可视的冷漠。但可悲的是，世人大多对这种冷漠已经麻木迟钝、习以为常，并在貌似真理的众多的理由下相信这种冷漠是应该容忍的，是不可以在理性的限度下加以消除的。尤努斯的最伟大之处也正在于他有热情和智慧揭示这一冷漠的存在，并敢于痛快淋漓的当众揭穿为冷漠辩护的各个理由的虚假和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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