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指出，通过回到康德的哲学，特别是回到康德的道德哲学，那么近20年来中国启蒙思想所企图建立的一种人性的价值理论得到了哲学上的确定，找到了哲学人本学的理论依据。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经历了思想启蒙之后，随着对于现实与历史反思的深入，逐渐发现那种人道主义的文化观已无法从根本上对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给出理论的说明。因此，康德哲学，特别是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所包含的有关人的主体意识、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是目的的人本思想，成为新的理论资源，所以，回到康德的哲学实际上是对于中国启蒙思想的一种新的哲学人本主义的理论提升，它完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 其次应该看到，这种回到康德中去的思想倾向除了对于中国的启蒙思想具有提升性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还具有着重新解读的指导性意义，或者说康德的道德哲学对于理解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与整合的理论前提。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就具有着某种康德主义的色彩，或者说以康德的道德哲学来阐释儒家思想的义理，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例如牟宗三的新儒学实际上就是康德主义与儒家思想相互结合的一种产物。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思想中所提出的回归康德哲学的理论口号，不仅具有着提升中国启蒙思想的意义，而且还具有着与传统儒家思想相交通的意义。因此，它是一个在启蒙思想中进一步发扬历史传统，在西方学术资源中融会本土思想的理论问题，而且这个理论问题又集中地体现为对于专制权力的批判和对于人的道德本体的高扬。这样一来，通过重新回到康德哲学的理论努力，过去的那种历史主义的和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政治思想得到了一种道德人性学上的修正，人的自由和权利、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价值成为社会关注的要点，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通过回到康德哲学，中国的现代思想借助于康德思想的阐释从而确立了一种中国式的人本主义哲学。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20世纪以来的回到康德哲学中去的思想路径，还是中国近20年来的回到康德哲学中去的理论主张，其所依据的康德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道德理论，在今天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所谓康德哲学的复兴，无论在西方的语境中还是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又都存在着极其重大的困难。面对于此，我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一种重新回到休谟哲学的可能性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的思想状况。正像我们前面指出的，随着社群主义的兴起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康德为支点的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确实无法给予新的卓有成效的回应，因为康德的哲学同样缺乏社群主义所关注的联系社群共同体的感情纽带。固然关于共通感问题，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曾经有所论及，但基本上是采取着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些感觉而提升到更高的认识能力的话，我们关于真理、合适、美和公正是永远不可能想到这样一种表象的。” 康德的道德与权利哲学是一种先验论的理性理论，这种理性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与社群主义所主张的美德传统是有很大差别的，它无法在人性的情感层面上，在政治正义的德性层面上，对社群主义提出的问题给予强有力的应对。因此，现代自由主义要回答上述问题，要建立一个能够克服社群主义挑战的更加全面的社会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必须回到休谟，回到以休谟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哲学中去，回到他们所提出的那个以自私、同情和仁爱为主导的道德哲学中去。在我看来，通过吸取、完善和进一步发挥休谟、斯密开创的那种人性正义论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补充传统自由主义原先就已经确立的规则与制度的正义论之不足，并且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真正继承古典自由主义内在精神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就可以有效地克服社群主义的片面性挑战。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社群主义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认识其实是相当片面的，他们固然从有机体主义那里排除了直接导向极权主义的逻辑必然性，但他们所说的那种单纯以共同的情感纽带所维系的社团或社会群体乃至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乌托邦，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想象的产物，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所引以为据的社团或社区的公共群体，只是一些生活互助的共同体，根本不是一个市民社会的真正意义的社会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在那里没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法律秩序，缺乏生产、流通与交换等自由经济制度下的经济活动，缺乏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相互关系的司法调整，缺乏法律与政治制度的支撑与保障，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按照兴趣、观念、爱好等结合起来的，类似于社区俱乐部、钓鱼协会、登山组织、环境保护联盟之类的的社团群体，不具有根本性的社会政治意义。因此，以诸如此类的社会群体为依据而企图建立一个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并进而取代现行的经济秩序、法律制度和国家体制，显然只是一种空谈。固然维系这类群体的那些共通情感、传统美德等，对于现时代的社会伦理来说具有匡正时弊的意义，但它们最终仍是补充性的道德资源，不足以取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正义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石。像麦金泰尔那样企图在现代社会全面恢复希腊城邦社会的美德，不啻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连他自己都知其实不可行。其实，麦金太尔对于希腊城邦美德的推崇，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希腊的城邦制度，它的政治共同体，是以奴隶提供的无偿生产和财富为基点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但又久被社群主义的思想家们严重忽视的古代社会的前提。试想一下在现代社会，在一个没有大量奴隶为其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经济来源的现代社会，如何在利益和财富的产生与追求之外去营造一个美好的温情脉脉的社群，并以此取代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秩序和法律制度呢？霍尔姆斯在《反自由主义剖析》一书中曾把社群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敌手，针对麦金泰尔对于古代美德的刻意推崇，他尖锐地反驳说：“在现代自由主义社会存在这一个道德一致的核心。甚至今天极其反动的人也不会梦想着重建奴隶制，然而，最开明的雅典哲学家们明显到从未梦想过要废除它。禁奴令好像在1700年左右在欧洲出现，这是为所有当代自由主义社会的成员共有的一个道德前提。它正是麦金泰尔所声称的现在不会存在的那种规则。麦金泰尔偶尔提及‘亚里士多德无法为奴隶制进行辩护’；但是，作为‘现代道德’决不屈服的对手，他没有对这个主题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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