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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二不原则”本身来看。这是一道防火墙，有了这道屏障，邓先生将在近距离下推进他的学术研究实践而继续保持依旧的风格。学与仕的角色转化自古既有，但是与邓先生之“二不原则”相比，当前经常可见的在人才流动幌子下进行的职务交易就显出另类斑迹模样了。但是从邓先生自身来看，这种寓两种身份交相一体的设计也不是没有让人忧思之处。事实上，职业教师的身份一定会影响到其作为独立学者的按部就班以至“特立独行”，而这种影响体现在体制对于一个人的洗脑功能更甚于对个人时间，身体等物质支配。这两点对于一个学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人们不禁疑问或担心，当邓先生失去原来的“寂寞”之时也或许应该就是其失去“欢愉”之时，亦是学界失去本色正来之时。让人欣慰的是，邓先生已经意识了这一点，而其所在的大学也显出了积极的开放襟怀。但是于更改前的体制，于不可理性钳控的感情，谁能够将一种处世主义贯之一世？邓先生能够吗（邓先生不也走进了大学吗）？当一种可欲的价值迫使当事人以一种“己所不欲”的方式实现的时候，是选择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妥协、退缩，还是“粉身碎骨全不怕, 只留清白在人间”——的顽固、执著？
制度的“异化”会成就一些人，会重塑一些人，也会颠覆一些人，当我们对一种制度空间保持警醒或批判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深深地沉嵌于其中的，我们本身就是制度发生结构性力量的组成因子。个人设定的底线与现实制度力量扩张的张力是始终存在的，当优势偏向制度一边时，到了一个临界点，“智慧”的人就会找到某种“权宜之计”，你能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法学院里的邓先生将是此种个案演说最好的主角，他的“二不原则”将肯定遭遇困境，“二不原则”的支撑力究竟有多大？他又将如何直面他一以贯之的学术原则？其信奉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要知道现在任何一所大学都不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精神的财富如果不能够变成物化的大餐，那么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就只能够诉诸唯心。理想的境界是让人向往的，但是当一种境界、方向不是可欲的价值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在哪里？结合邓先生躬耕于其中的社会科学的入世品格，进退之间，邓先生难免不成为人们担忧或看乐的聚焦点——而这些问题，只有时间才能够做出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1929年陈寅格先生在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说到：“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这是一个学者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此中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恰恰是学术传承的生命。学人的学术虔诚和他对社会的学识增量，不仅能舒缓地顺延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流和卓然风骨，还在于当它达到一定境界时，能够演绎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超越时空并维系人类精神高尚而于不堕。进入体制之中而又力图超脱其禁锢，邓先生已经把自己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求索置于一个新的场景下展开，而无论是否依旧寂寞，是否依旧欢愉，他和他的学术旗舰都将一如其信奉的拉丁格言：“它受到赞扬并饥寒而死”（laudatur et alget），为自己的学术之路耕耘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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