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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民法与商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民法，商法将陷于瘫痪；没有商法，民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也是有缺陷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可能完全人为地割裂开来。实现私法统一，由民商法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一元化调整是很现实也是很有必要的；在民法典之外不另立独立之商法典。
对于商法的立法体例，我们尝试作这样的设计：不单独制定《商法典》；只制定一个《商事通则》，而具体的商事制度则以单行法的形式加以规定。
其理由大体如下：第一，民法是一般私法，商法是特别私法；民商法一元化不是将民法与商法混为一谈，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商法的特殊性，对民商法作大体上的区分亦有必要。第二，笔者主张在民法典之外不另立独立之商法典，并不是要否认商法的存在，也并非是说要由要由民法典来包揽一切，要将纷繁复杂的民商事法律规范均集中规定在一部民法典中，要由民法典吞并商法，这种形式上的完全合一并没有实质意义。原因在于将商事规范均纳入民法典，不仅使民法典的体系过于庞杂，而且由于商事关系极强的变动性和时势性，需要经常对法典进行修改或补充，将有损于民法典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第三，制定《商事通则》可以解决一些困扰民法典的问题。民法中的主体制度一般采取自然人和法人的两分法，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有其局限性。例如合伙是否为一类独立的民事主体，在民法上仍悬而未决；但合伙作为商主体却是没有疑问的；又如个人独资企业既不是法人也不是自然人，其法律地位如何，在民法上不无疑问；但却可以在《商事通则》中予以明确。第四，在现实条件下，在民法典中规定商法规范无疑会加大我国民法典制定的难度。所以将商事关系中具有共性又不同于民法的一般规定集中起来，制定一个总则性质的《商事通则》应该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中根本就没有关于商法的一般性规定。第五，建立《商事通则》加单行法的立法模式，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有助于形成商法开放的体系，有利于商法适应剧烈变动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获得长足发展。
【注释】 封丽霞著：《法典编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封丽霞著：《法典编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毛泽东著：《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61页。
毛泽东著：《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67页。
毛泽东著：《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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