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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离开理性的普遍基础议论法治，法治或可界定为多元的秩序和文化，甚至可以从秩序与文化中如考古般地寻找出、发掘出根深蒂固的传统因素。但是，不应该夸大传统因素的作用。因为，秩序和文化都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凡是人类后天习得的东西，理论上都是可以改变的。人们用于改变社会的方案，必然来自于自己认为先进的东西。对于任何法治国家来说，法律都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媒介。如果离开了国法的自觉调节，如果抛弃运用已有的知识成果支持人类的认识，法治也就失去了其本来含义。所以，法律又往往是标志进步的符号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一种文化的命题只包含部分的真实性，即，法律必然受本国文化的影响，法律的实施也必然受到民间秩序的检验，但是，法律同时又必然包含一些超出本土经验的东西。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只看到社会的意义，而忽视国家的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也不能夸大国家的作用。在依法形成的秩序中，民间秩序的作用不可低估，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和法律，它决定了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重要内容和基本方向。
法律的本质是法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也是我们追求法治的思想基础。或许，人们对法律本质的认识曾经发生过严重偏差，但是不应该忘记，人们对法治的信仰的信念却都源于对法律的永不停歇的本体论追问（27）。
五、结束语：法理学方法与法学家立场
有学者提出，“目前在西方法学中，非本质主义是一种常识，而在中国，本质主义却是一种常识。”他认为使弱势话语变为强势话语的意义还在于区别“专家”和“普通人”，前者主张非本质论，后者主张本质论（28）。这种结论显得有些突然，但也确实表现出有的学者试图离开价值判断讨论法律问题的倾向。他们试图保持对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以实现学术的价值（29）。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法律和法治本身都不是价值无涉的领域。学者的学术中立来自于他对法律和法治的价值剥离。如凯尔逊提出“恶法亦法”，他倒不是说法律与正义无关，而是说法学研究与正义无关，认为价值判断是立法者的任务。所以，将哪些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在是研究者的学术选择。而且，研究者视角的不同，可以推动学术多元，繁荣学术研究。因此，从秩序或者规则的角度考察法律，只要确有见地，都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并不只有一种话语形式。但法学研究中价值判断实际上可能是无法回避的，19世纪以来的法学史表明，分析法学最终也没有脱离价值选择。实践中，排斥价值判断的同时也就已经做出了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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