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杰弗逊的人民主权论
　　（一）人民主权论的基础
　　对人民群众抱什么态度？这是杰弗逊与当时代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特别是联邦党政客之间的重要分水岭。 联邦党领袖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轻视人民、仇视人民方面要算最典型的了。他辱骂人民是“野兽”，说人民群众没有统治能力。（10）他曾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大言不惭地宣称：“一切社会都分为少数人和多数人。前者是富有的，出身名门的，后者是人民群众。……人民狂暴而变化无常。他们的判断和决定很少是正确的。因此，应该使前者在政府中享受一个显著而永久的地位。他们会制止后者的不稳。只有这样一个永久性的团体才能抑制民主的轻举妄动。”　与汉密尔顿相反，杰弗逊对人民群众有无限的信心。首先他深信普通人民的善良和判断能力。1813年1月13日，在致约翰•梅利什的信里，他写道：“他（指华盛顿——引者注）和我之间的唯一意见分歧在于：我对于人民的天赋完善和判断能力，比起他来，有更大的信心。”（11）他主张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因为他相信人民群众有自治和管理国家的能力。（12）1823年10月31日他在致科里的信里表示：“人民，特别是当他们受到适度的教育时，是公众权利的唯一可靠的保管人（因为他们是唯一正直的），因此应该参加统治，担任他们胜任的职务”。在给法国重农学派尼摩尔的信里他写道：“我们两个人都爱人民，但是你把它当作幼儿加以爱护，没有保姆你是不相信他们的，而我则把他们看成是大人，他们统治自己我是放心的。”（13）在他看来，普通人民的常识比起贵族的偏见更值得依赖。只有那些想利用政府权力剥削劳动人民来肥己的人才有理由害怕人民。他说：“我就不害怕人民。为了继续保持自由，我们应该依靠的是他们，而不是富人。”（14） 杰弗逊也承认人民群众有时也会偶然犯错误，但是他们“决不是故意的和怀有推翻政府的自由原则的有系统的、坚定不够的目的。”（15）他还认为即使人民有欺诈行为，那么这种欺诈行为所引起的弊害，也要比“人民的代理人的自私所造成的弊害更小。”（16）针对一些人关于人民愚蠢和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的谬论，他发问道：“有时据说人在管理自己方面是靠不住的。那么他在统治别人方面是靠得住的吗？”（17）他认为多数人的意见，总比少数人的意见更合乎正义。（18） 联邦党人要求让“有财产、有原则的”资产阶级贵族分子管理国家，但是杰弗逊对于富人抱轻蔑的态度，他说：“我从未见过人们的正直随着他们的财富的增加而有所增加的。”他还认为所谓“上等人”是扩大社会正义的主要障碍，过去之所以愚昧，是因为过去曾被拥有财富有原则的绅士所操纵，他们使政府远离人民，掠夺纳税者，并且从事战争，造成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他认为即使承认人民是野兽，那么野兽的政府也比过去的主人与奴隶关系为好，更何况人民并不是野兽。（19）在广大人民没有受教育并且被视为“劣等人”的美国开国时期，杰弗逊能够对人民的能力和品德有无限的信任，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事。对于人民大众无限信任的另一方面，便是他对压迫者的无比仇恨和蔑视。对人民群众的无限信任和对压迫者的无比仇恨的立场，是杰弗逊全部思想的基础，也是他的民主思想的出发点。
　　（二）吸收前人成果，创造全新理论
　　自然权利、人民主权和革命权利自然权利学说早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就被提出来了，经过17世纪英国平等派思想家、资产阶级新贵族思想家（特别是约翰.洛克）以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发扬，到18世纪末已经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了。在独立战争前夕，自然权利学说也在美国广泛传播，并且深入人心。 按照这个学说，在成立政府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他们只是服从“自然法则”，而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一切人都享有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是生来就有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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