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报应主题在影片中并未充分展开。为什么圣皮埃尔岛的居民几乎一边倒地同情尼尔，希望他获得宽恕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尼尔不是故意的，他是在酒醉之下的过失杀人。法律有必要对故意和过失进行区分，因为过失是一种与故意截然不同的罪过形式，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法律对此似乎未加区别对待，显得不通人情，至少对尼尔的判决没有考虑过失方面的因素。
　　第二，受害人船长库巴是一位孤独的老人，没有妻儿老小，甚至其亲友皆未出场。当地民众没有看见或听到受害人亲友的诉苦与悲愤，时间也让他们逐渐忘却了曲死的冤魂，因而毫无保留地选择站在爱与宽容一边，同情尼尔。国家之所以要惩罚犯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抹平受害人的伤痕，以国家的名义代替其“复仇”，从而切断私人复仇的链条。影片中没有任何受害人的亲友来担当伸冤的控诉方，实际上回避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消解了犯罪所带来的最激烈的冲突，问题故而变得简单化了，岛民们不必权衡良心而作出艰难的抉择，观众也不必在法律与情感之间苦苦挣扎。
　　宽 容
　　这部影片的原型，据说源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位名叫Ｋ.Ｆ.塔克的未成年少女的故事。她在一次醉酒后犯下了一宗极度残忍的罪行，用斧子将他人砍死。酒醒后，她悔恨不已，积极赎罪，成为监狱里的模范。而在州长乔治•Ｗ.布什(美国现任总统之兄)和州大赦委员会决定维持原判并执行死刑之后，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有关生存与死亡、罪过与宽容的迟来的讨论。
　　塔克、尼尔是否要为一时的莽撞而付出生命之代价？能否给罪犯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数百年来有无数关于死刑存废的论争，如今废除死刑运动在国际范围内已蓬勃发展。姑且不论死刑之存废，至少有一点可以断言：法律应当珍惜生命，体现宽容和怜悯之情。正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借神父之口对冉•阿让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只有上帝才会永远正确。”因此，好的法律应兼具惩罚与宽恕的张力。正义不仅仅呼唤报应，它也要求稍当情形下的和解与宽容。
　　但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人类所有的错误都能被原谅和宽容吗？什么情况下可以宽容？通过何种机制达成谅解和宽容？谁来宽容？
　　受害者或其亲属可与犯罪人达成和解，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就普遍呈现了从复仇向赎罪金的演化。当公权力逐渐强大时，刑事和解逐渐被禁止，即便是受害人通常也没有权力宽容犯罪，对犯罪的处理专属于国家垄断。19世纪中叶的法兰西政治动荡，国家实施严刑峻法亦在预料之中。普通民众对待犯罪和罪犯的看法，于案件处理的影响之大小，则取决于司法民主性的程度。并不是民众宽恕了罪犯，法律就会网开一面，法律的面孔往往是冷冰冰的。正如圣皮埃尔岛的居民对尼尔深表同情，但法兰西的法律却未施加任何怜悯之情。尼尔杀了人，法律也在杀人，只不过前者是犯罪，而后者则是正义，尽管它们同样地消灭生命，制造寡妇。法律冷冰冰的面孔，美其名曰“法律理性”，而以形式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法律不免会带来机械和僵化。法院既已裁判尼尔杀人罪成立，判决就具有法律效力，应严格执行。上尉拒不执行裁决，也构成犯罪，依据当时的法律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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