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上述两类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或者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者以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据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赖以为凭的“知识生产机器”。因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正是我所谓的上述“知识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使其他相关的学术制度与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勾连起来的重要关联性制度之一；第二，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组织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形下，这些学术刊物在建构上述两种非学术的“类型知识”、进而在形成和强化上述“知识规划时代”的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丧失了其作为研究者个人学术研究的知识参照作用和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质性作用，但是它们对中国当下的“知识类型”的产生和发展却依旧有着很强的支配作用——虽说这种“知识类型”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学术脉络意义上的那种知识类型。
　　四、学术为本与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
　　应当承认，面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各级主管机构和各层编辑在这些年里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了许多颇具助益的改革尝试。比如说，政府部门对优秀学术刊物进行表彰并在高校大力推行“名刊工程”等举措；为了改善办刊的条件，各级学术刊物的主办、主管单位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对学术刊物的投入；一些半民间的学术机构每年推出学术刊物的转载率、文摘率和他引率的排行榜，于是把竞争机制引入学术刊物场域；更为重要的是，各大学术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每年都会聚首就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认真的研讨，而且也在纸张、装帧、封面设计等方面做出调整。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改革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文学术刊物在当下所具有的品格。
　　我始终认为，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尤其是其间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发展情形来看，根本的问题乃在于整个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学术论文以及刊载这些论文的学术刊物所具有的知识意义，当然这是在与学术专著和论文集相比的意义上讲的。
　　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对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还不具有明确的意识。从表面上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对于只研究某个领域之问题的论者来说是不便于保存的，因为他们既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去收藏或购买那些广涉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术刊物，因为其间也许只有一两篇他可能感兴趣的论文——而这一两篇论文甚至还有可能只是水平极其一般的文章。但是，从更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却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所信奉的那种面面俱到的“学科”观导致的，因为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我们把一种原本旨在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刊物变成了一本本没有学术“问题意识”、没有学术“前沿意识”的“杂志”，而在这样的“杂志”里，各种论文真正变成了彼此不相干的自说自话的文字。就此而言，我们所缺失的实是在某一学术论题关照下的学术“问题意识”和学术“前沿意识”，因为我们知道，学术的发展或者研究的突破所凭靠的基本上是对某一论题之思考的推进，而学术的传承和知识性教育所依凭的则主要是学科性建设的关照。因此，如果我们的学术刊物有着很强的学术论题关照下的“问题意识”和“前沿意识”，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按照某一具有理论意义的论题来组织多个学科关于这个论题的高质量的论文。[6]毋庸置疑，以不同学科共同讨论核心论题（比如说“宪政”、“效率与公平”、“社会与国家”等论题）为基本栏目的学术刊物，[7]对于那些研究这些论题（比如说“宪政”、“效率与公平”、“社会与国家”等）的论者和学生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必须阅读或必须参考的文献。当然，这种努力并不只是技术性的操作问题，而更是我们如何认识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意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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