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生产者培养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很好地发挥它们所应当具有的影响研究者个人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参照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研究者个人“琢磨”如何能够发表论文的参照性工具，进而成为研究者个人在相关学术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谋求“统计指标”的一个必需的途径。换言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提供统计研究者知识产品之指标的形式制度，并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其作为研究者个人学术研究的知识参照作用和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质性作用。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那些主管研究单位或主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行政机构所必须直面的问题，也是实际掌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之命运的广大编辑们所必须直面的问题，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有可能给这些学术刊物投稿的学术人所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产和学术传统是否能够得到妥切建构的大问题。
　　三、对中国学术刊物作用的进一步追问
　　当然，在我们明确指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沦落”成研究者“琢磨”如何能够发表论文的参照工具、而不再是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参照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学术刊物对中国当下知识类型的产生和发展并非没有作用，而是与其他的学术制度一起发挥了很强的支配作用。
　　正如我在晚近撰写的题为《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的论文中所指出的[4]，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今天，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纯粹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所谓“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亦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在当下深陷于其间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便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所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会确定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有可能型构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
　　在这样一个“知识规划时代”，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主要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自上而下”的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由于这种规划本身是从意识形态、政策或非学术的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那种根据它而生产出来的知识称之为“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亦即明确违背知识场域逻辑或遵循非知识场域之逻辑而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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