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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话语人权阶段。在西方学者的眼里，近代人权等同于自然权利。实际上，在近代西方，笔者认为，人权（Humanrights）、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与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都为同一所指，盖因西方当时在未出现权利实证立法化现象之前，所有关于自然的权利的学说都是在价值学理意义上阐述的，古典自然法学家所言说的自然权利实际上都是“人”的权利，即当时的人权。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西方，当代与古典时期的自然法与人权内涵是有很大差别的，当时的自然权利观和自然法理论背后的自然观和哲学根据显然不同与后来的人权与自然法理论。人权在道德人权和实证权利上的分野是逐渐形成的。如在现代人权视域之中，“人权”与“人的权利”的内涵已截然不同，前者更强调基本性与价值性，而后者多指实证意义上法律规定的权利。在话语人权阶段，人权（自然权利）首先体现为文本人权，见之于古典自然法理论思想家的著作之中。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相当明晰地阐述“自然权利，著作家一般称之为Jus Naturale,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自由。”洛克在《政府论》中宣称“每一个人对其天然自由所享有的平等权利，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和权威”，“人们既生来就享有完全自由的权利，并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或许多人相等，不受控制地享受自然法地一切权利和利益，他就自然享有一种权力，不但可以保有他的所有物――即他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其他人的损害和侵犯，……”“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 卢梭感叹“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以后，“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古典人权笼罩于自然法思想背景下，其文本价值诉求多与自由，生命，财产等术语结合起来表达，尽管都具有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特征，但每个思想家对人权理解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这个阶段为以后人权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智识准备。
（2）制度人权阶段。在文本人权转化为社会思潮以后，人权成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口号和人们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一面旗帜。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人权开始了国内制度化－即人权立法。在这一阶段，人权开始了价值事实与制度事实的分野，理论开始向实践转化，并开始强化人权实证化的趋势。此时，人权与公民权以及各项法律权利有了内涵上的差别，各国竞相以国内普遍制度立法来保障人权。英国有较好的限制王权保障人们权利的传统，如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就明确提出了禁止任意拘捕，任何被拘押者都有权申请人身保护状等保障人身权利的主张。1679年英国国会通过“人身保护法”，七年后，英国国会颁布了著名的《权利法案》,这一文件“在人权方面，以法律形式明确地把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的人身权利固定下来。”在人权史上影响最大的则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这些历史文件最先以法条的形式规定了人权概念。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州）联合通过的《独立宣言》，它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宣言明确指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享有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则是世界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在制度文献上提出了“人权”这一明确概念。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宣称“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并且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 1793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规定“这些权利就是平等、自由、安全与财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四个人权宣言（即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91年的《妇女与女公民权利宣言》，1793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以及1795年的《人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对平等、自由、财产、安全等人们的价值诉求作出较为明确的法律界定。对于平等问题，《宣言》规定：“所有的人按其本性都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1793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对于自由问题，《宣言》规定：“自由是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对于财产问题，《宣言》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对于安全问题，《宣言》规定：“安全就是社会为了保存其成员的身体，权利和财产而对各人所给予的庇护。”（1793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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