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公法因素和强制主义作为手段引入私法。商法中最重要的技术是对于公法因素和强制主义的技术处理。一般情况下，国家作用的手段主要是强制，社会作用的主要手段是自治。国家组织经济的手段是计划，计划主要是国家的利益与意志。国家在干预商事关系过程中，本身被商事法进行技术处理，国家的权威性变成商事规则与制度构建的要素。例如：企业成立须以取得营业执照为标志，以注册登记为获得主体资格及合法性认定程序。各国商事立法中并采自由主义与强制主义，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为自由，同时又是最为严格的法律。在涉及商事组织方面，强制性规范居多，而涉及商行为方面任意性规范居多。原因是商事交易行为本身追求的是交易的简便、迅捷、和弹性。但是，在商事交易基础方面，则追求的是交易安全，这样，其营业组织是否健全，直接或间接地与第三人发生利害关系，影响及于社会各公众利益，所以，法律采取干涉主义而多作强制性规定。[11]
　　
【注释】　 童列春，1968年生，安徽桐城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导师，主要从事商法教学研究。
伍鹏，1978年生，安徽桐城人，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经济法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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