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法的本质-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处于社会关系大系统中，现代商事关系具有政策性、公益性，需要通过诸如市场监管法等对其进行调整。美国学者格伦顿指出：“民法与商法通过相互补充而逐步成为私法范围内一个统一的领域时，另一个法律倾向是商法大量脱离私法，由于国家经济计划取代市场经济，区别商法与行政法已经很难。”[5]这种现象包含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现象：第一种现象是公法与私法相伴发展，商事关系的发展，扩大了行政管理的空间，丰富了行政管理关系。第二种现象是公法因素作为商法的手段在商法体系中存在，商法内化了公法因素。私法以私益为本位，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目的乃是为了保障私益实现，此种强制性规范实质是商法规范技术性的体现，属于构建性规范，强化当事人的预期，形成交易的统一条件，便利效率追求，性质属于私法规范。德国法学家认为：德国商法典中包含有大量公法上的内容，但这些公法上的条款始终处于为私法服务的地位，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商法的私法属性。[6]
　　二、商法是市民社会发展的法律条件。
　　从功能方面比较，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存在条件、商法是市民社会的发展条件。民法确认主体平等、意思自治、所有权保护、设置责任制度，形成了市民社会存在的法律条件；商法提倡效率，确认企业制度，保障利润追求，设计交易制度、工具和方式，满足了商品经济中利润积累与资本扩张的要求，反映了市民社会发展的倾向，形成了市民社会发展的法律条件。
　　1．商法保证市民社会中生存利益的追求，维护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市民社会是人们的生存空间，生存需要、生存利益和生存努力是市民社会的主题。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他们通过与其他人发生社会关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他人成为特殊人达到目的的手段。“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在这一基础上，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础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他们发射光芒的理性节制。”[7]在生产和交往中，直接发展出市民社会，它是在一定阶段上产生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总和。市民社会的基础是自然人个人对自然生存利益的关注，为了实现生存利益，市民间必然要通过物质交往和交换以达到互惠目的。交往和交换就成为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和表现形式。所以在文明的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商人，而社会则是商业社会。[8 ]
　　每一个具体的商事交易都包含营利性追求，商人谋取超过资本剩余价值的经济活动正是社会积累和进步的源泉。民事交易中的等价有偿原则显然只是从日常交易的静态层面考虑，对于市场机制中价格形成的复杂要素缺乏分析，在民法中，一个苹果转让之后还是一个苹果；在商法中，一个苹果转让之后应该有所增值，不追求增值的交易不具有商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