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中非是公民，也是人民，它不但享有
宪法权利，还是“自己人”，但是，他发出了与县委书记、县长不同的声音，就被认定为是“刁民”，人民的公安，人民的检察院当然就可以随时剥夺他的“公民”的
宪法权利，对人民的敌人就可以采取合法暴力行动，所以，公安、检察院对其进行拘留、逮逋、搜查，对其涉嫌“非法组织”的组织成员进行拉网式排查，统统属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字狱”最残酷的是雍正、乾隆时代，当时清朝扑杀的对象主要是敌视大清王朝的异己文人，地方政府的领导决然不敢像彭水县委的书记、县长那样，擅自动用司法力量把庶民讽刺自己政绩不良的书生绳之以法。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彭水县委领导最后还是将秦中义上升到“秦中飞破坏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甚至牵扯到非法组织”的高度对其进行逮捕。如果不是一个好事者将持信息通过网络披露于众，秦中非就有可能被这些“土皇帝”，按大清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13] （《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22页。）
三、“刁民”非民也，格杀勿论
鲁迅说：中国人杀人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先宣布你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兵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 满清以大清江山的名义扑杀革命党人，叫“剿刹乱党”，反过来，太平天国对抗清廷叫“灭清妖”，洪宪以安定民国的名义“围杀民党”。[14]（《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 钱理群 山东画报出版）即使杀错了，因为它代表国家，人民也是可以原谅。所以，后来，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时，也是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围剿共匪”，其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历史是一部革命的历史，用革命的名义杀人是非常之事，它不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的审理和判决，只需声言“代表国家和人民”，就可以将异己分子，乃至于敌对力量铲除殆尽。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完全靠革命的良知而定。
这种文化传承的基因虽然经过百年的进化，已经不再具有露骨的血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快三十年的今天，政府对异己分子处理手段已具有现代文明气息，已不再明显的表露出传统文化中对待“异端邪说”的残暴。重庆彭水县委领导对待敢于提出意见，或舞文弄墨讽刺朝政的人，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将之绳之于法。 彭水县政府官员认为，“所有事情均是由‘刁民’鼓捣出来，而这类人，在彭水为数不少。” [15]（《南方都市报》 《律师称对秦中飞的诽谤罪指控不成立》2006-10-19）
实际上，在中国儒家文化的语境中，“刁民”是相对于“顺民”而言的，顺民是一群没有反抗意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群体，而“刁民”则刁蛮顽劣、野性难驯、软硬不吃，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甚者会聚众滋事，扰乱社会，演变为暴民。为了净化彭水县的改革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彭水县党的书记、县长，首先把那些敢于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思想者归类于“刁民”之列，然后运用国家机器，将其一网打尽，彻底根除了社会隐患。
鲁迅在写完了《狂人日记》以后，给他的朋友许寿裳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为什么写《狂人日记》，是因为近来我偶然读了《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而知者尚寥寥也。鲁迅很重视这个发现，他担心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食人”性，将长期左右现代中国文化革新的走向。[16]（《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 钱理群 山东画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