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专制之所以漫长持久，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专政，其手段也简单便捷：一是用国家暴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是科考举仕，确立“纲常礼教”治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三是对另类思想者实施“文字狱”。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字狱可能是出至于《国语·周语上》:“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三年后国人“愤而起义”，厉王逃。[10]（《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到了清代，思想专制终于上升到法律层面，《大清律例》中把“造妖书妖言”视之为“其恶已极，其罪至大”的“十恶”之一。该条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11]（《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22页。）由于没有衡量“妖书妖言”的律条标准，遇到文字狱，援引“与大逆无异”定罪，使文字狱”在清代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当时酒馆茶肆“莫谈国事”的标识，其实就是现在的普法宣传的标语，它不但要禁闭知识分子的大脑，还要关闭老百姓的嘴巴。
百日维新时，为保障维新派报刊的出版和言论发挥，康有为曾上奏请求“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奏折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百日维新诏令还明确“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12]（《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中华书局1958年版）随后，变法失败，慈禧专权，囚禁光绪，封闭报馆。允许国人自由办报，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第一次正式确认新闻自由，意义十分重大：一是1908年清末新政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第一次宣称：“居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二是辛亥革命后，１９１２年３月，孙中山领导制定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的第六条第四节是：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三是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其第十一条是：中华民国人民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四是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五是１９５４年９月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六是我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国，并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历次《
宪法》修改中都宣布“言论自由”，而且彻底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学习西方现代政治的历史，象
宪法、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政党等等西洋文化的语言，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的日常官方语言，在形式上与世界主流文化也十分接近。中国人经过百年的努力，历经“君主立宪”、创建民国、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把这些现代的政治机制架构于五千年的儒家文化之上，美其名曰：中体西用，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中国特色”。
一百年的现代进程与五千年的文化厚重相比显然微不足道，在现代中国政制中，儒家文化对西方文化消解式的后表现出了中国特色，但其实质还是儒家文化的现代释放。例如，公民的
宪法权利是具体的、现实的，但是“公民”的权力要服从“人民”的利益。从表面上“公民”与“人民”都是西方的政治概念，但是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人民”可以理解为“自己人”的意识，它有一个对立面是“敌人”，而“公民”是一个具有
宪法权利的个体，在中国文化中找不到合适的解释和具体定位。因为在“公民”中有的是“人民”，有的可能是“敌人”，也有中间者，但无论如何公民都享有合法的
宪法权利，我们不能因为他有可能是“敌人”就剥夺他的
宪法权利，也不能因为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就认定他是人民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