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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国事”对中国文化传承的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对于它的历史渊源，实难有确切考证，这也只能留给史学家中那些好事之徒细细琢磨了。但是，蔡桓公讳疾忌医，扁鹊三视而不醒，直到病入膏肓、一命乌乎而后已的史话，印证了中国文化中天生不足的是缺乏“闻过则喜、择善而从”的文化生长沃土。秦始皇对“清议之士”的手段简单、干练、果敢：焚书坑儒。之后，秦始皇果然听不到逆耳之言，看不到烦心之士，但没有使江山万岁下去，二世而终，就业具有持续的警示意义。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求士大夫用一个脑袋思想，一个嘴巴说话，也并没有封死人大夫说话的器具。到了东汉之末，新一轮的忧国忧民之风又咋起，子大夫、太学士们三万多人常常批评时政，诉谈国事，结果招来杀身之祸。“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 [2]（《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0年）
中国人骨子里的“忍”性文化，其“麻木”度无法用器具丈量，但这种文化秉性决然不是天生就有的，它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林雨堂从中国君臣父子的礼教中发现了家与国的演变规律，他说：“在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3]（《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0年）
林雨堂的发现无意间符合了鲁迅的文化深思。当年鲁迅面对此情此景，奋而弃医从文，梦想以一枝笔头为工具，以唤醒国人的血性良知为己任，写下了千古绝唱《药》。小说中的华老栓、华大妈，竟把醮满革命烈士鲜血的“人血馒头”，当作医治华小栓肺痨的灵丹妙药；刽子手始终没有忘记在砍下革命志士的头颅之后，以烈士的鲜血醮在馒头上大捞银两；众看客竟觉得枪毙革命者“没有砍头的好看，轰的一声便散了”。[4]（《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2月）
英国十九世纪哲学家塞缪尔·斯麦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转述马丁·路德的话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年10月）纵观或远视世界各国、各民族兴衰盛颓之历史，概莫如此。林语堂博士把中国国民性“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他认为，“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6]（《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0年）
秦中飞在没有任何人权保障下，作了20多天牢，然后又在省外媒体的热议下被无罪释放，当他悄悄地回到他熟悉又特别陌生的生息之地，除了亲人的慰籍外，它将还将深深地陷入孤立无援和诚惶诚恐之中。因为他的胜利有可能使他永远的失去未来，在公安局宣布对他的逮捕是错案时，人们并没有看到翘首以待的“英雄”凯旋般的场面，也没有看到庶民弹冠相庆胜利般的喧闹，更不可能看到擅自制造“现代思想狱”的罪魁祸首被法律或被民众弹劾的正常结局，事实上，被围观的众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挂骨般的寒意，还会惊叹出“没有砍头的好看，轰的一声便散了”。[7]（《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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