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合作社是实现双层经营体制的有效组织形式
合作社通过共同的经营活动促进每个社员的单独的经营活动。在这里合作社和社员的业务对象主要都是对方。社员生产出来的产品通过合作社加工销售，合作社向社员提供生产资料和其他服务；或者合作社是大批发商，而社员是零售商。这就形成了合作社的“同一原则”，即社员既是合作社的买方又是合作社的卖方，同时又在合作社中充当管理者或劳动者，集所有者、管理者、职工、顾客，用户、消费者等多种身份于一身。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的“分散化理论”：经济活动要尽可能分散化；只是出于经济和技术上的理由确有必要集中的个别领域，才实行集中化。企业大小各有千秋，大则有利于加强劳动分工、生产合理化和集中化，但同时降低了经营的灵活性以及个人和内部单位对整个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力；小则经营灵活，有利于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但难以迎合生产社会化的潮流，竞争能力低下，抗风险能力差。这种企业经营规模的两难局面，在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中却能获得两全其美的解决。合作社把大小企业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核心的经营方式是“分散寓于集中，集中寓于分散”，统、分两个层次的经营相辅相成。各个社员作为单独的生产经营单位联合起来创办合作社共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做单个经营者不能经营的业务或虽能做，成本过高，规模不经济；同时又不剥夺社员作为独立经营者的地位，让其风险自负，自负盈亏。这既有利于刺激社员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合作社的优势，使生产经营规模合理化。
四、我国合作社法的性质与立法的体例
合作社的性质决定合作社法的性质，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合作社是在互助的基础上，为改善社员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由社员依法设立的经济组织。俄罗斯法律规定，“生产合作社是商业组织 ”。意大利法律规定：“合作社是以互助为目的的资本可变的公司 ”。《瑞士民法典》第59条第2项则规定：“以经济为目的的法人，适用有关公司及合作社的规定。”由此可见，合作社不属于政治组织，既不是政府组织，也不是政党组织，而是以从事一定的经济活动为目的的私法主体。这就决定了合作社法必然属于私法的范畴。
关于合作社的法域归属，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立法体例。其一，是将合作社的法律规范纳入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将“生产合作社”规定在第四章“法人”之内，作为第三节。《意大利民法典》第五编，第六章规定的是“合作社与相互保险社”。《瑞士债务法典》第三编，第二十九章为“合作社”。其二，是制定单独的合作社法。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越南及我国台湾省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采用的是该种立法体例。例如，英国1895年，制定了《英国产业经济合作法》；美国1922年颁布了《坎普—渥士达法》，1926年、1933年又分别颁布了《合作社销售法》和《农场信贷法》；1900年颁布了《产业组合法》作为基本法该法适用购销和信用合作社，1947年又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8]（P367）将合作社纳入民法典加以规范注重的是整个私法理论和逻辑体系的完整性，但其灵活性及对社会经济变化的适应性较差；而合作社单独立法，无须顾及整个私法的体系，仅就合作社自身进行专门立法，自成体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极强的适应社会经济的应变能力。由于合作社法属于私法，因此，其规范体系必须充分贯彻私法自治的精神，以任意规范为主，辅之以个别强制性规范。除了涉及合作社宗旨、性质、基本原则和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条款外，均可以规定为任意性条款。法律应给予章程设置自治规则的充分的空间，为合作社的制度创新留有余地。凡不属于法律的禁止的领域，均由合作社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作出相应的规定，为其灵活经营、增强活力和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率，创造宽松的法律环境。
就我国目前发展合作经济的现状和法律制度环境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合作社立法宜采取单独、专门立法的体例。其理由是，我国民法典起草者虽然竭力主张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是就其起草的民法典草案来看，并未囊括和罗列所有私法规范，几乎未涉及商法这一特殊领域，公司和合作社均未纳入其中。这一方面是因为若将合作社等其他企业法律规范包括进去，不但会造成民法典的体系过于繁杂，逻辑结构体系很难做到科学合理，徒增立法的难度；另一方面是很难在短期内出台，如果将我国合作社的立法纳入民法的体系，必然无法满足我国方兴未艾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法律调整的渴求。更重要的是我国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处于发育阶段，由于组织形态尚未定型，其发展与变革创新形影相随，同步进行，这在民法典的框架内很难为其提供如此便利的弹性空间。因此，只有立法程序简便易行，形式灵活并富有弹性的单行法才是其最为理想的模式。笔者认为我国具体可以采取制定统一的合作社法与制定特殊的专门合作社法相结合的模式。先制定《合作社法》，再根据需要制定特殊领域的合作社法，例如，《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信用合作社法》、《互助保险合作社法》、《供销合作社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