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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挖掘。Johnson等(2000)等形象地把大股东侵害现象描述为“隧道挖掘行为”，即控制性大股东总是会通过种种手段挖掘见不得阳光的地下隧道，挖走公司或中小股东手中的财富，从而获得巨大的隐性收益。即使在发达国家，控股股东的这种隧道挖掘行为也是很严重的。控股股东猖狂的“掏空”行为是导致1997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二、关联贷款与银行危机：实证研究
Rafael La Porta（２００２）等学者通过对墨西哥银行业案例的研究发现，关联贷款在墨西哥1995年银行业务中占很大比重，占商业贷款的２０％；关联贷款的贷款条件比非关联贷款的条件有实质性优惠，年利率低４个百分点；关联贷款的违约率大大高于非关联贷款的违约率，违约率高达３３％，回收率却不足３０％；从关联贷款中受益的是与银行的控制者关系密切的个人或公司，向关联人或关联人私人控制公司发放的每一美元贷款均会转化为一美元的损失；当经济衰退时，银行关联贷款几乎会成倍增长，并由此导致公司破产进而危及银行的生存。由于存款保险和掠夺小股东的倾向，关联贷款是十分有害的。他们认为上述情况与掠夺观是一致的，是关联贷款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导致银行脆弱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掠夺（looting）会导致银行内生不稳定，因为当经济陷入衰退，银行持续价值降低的时候，关联贷款通常会违约。既然掠夺是影响银行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那麽降低银行系统脆弱性的最好途径就是减少关联贷款的影响。这要通过对关联贷款的明确监管包括报告、投资者保护（比如对关联贷款更审慎的监管和要求管理层在银行破产中承担责任）和紧密监管来实现。
在委内瑞拉，银行业关联交易是导致1994年银行业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危机爆发前，由于监管不到位，银行对股东贷款不受限制，金融集团中的商业银行对集团内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对股东、管理层、政客和亲信发放的贷款根本无须考虑风险集中度。这些贷款常常还附有优惠条款、没有正确的风险评估、不存在具有实际意义的抵押物，并且可以持续延期而使集团受益。如此做法使得“一些大型且更加激进的企业集团成为举国上下一切项目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从而获取了巨大的权力。实力稍弱的企业集团也能提高公司零售和公司客户的存款利率但同时却导致集团自身利润减少。这些金融机构与集团中附属实体间凭借复杂的组织结构之便利，进行资产销售以不定期地产生收益，然后使用这部分收益掩盖金融中介机构产生的亏损。”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 1994 年的银行业危机，并引起了经济衰退。1994 年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混业集团遍布委内瑞拉全国，危机中破产的全部银行都曾是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全国一半以上成年人的存款和各种类型的金融业务受到波及。企业集团复杂的公司结构、大量的关联贷款以及在信贷和担保方面管理的混乱，增加了危机处理的难度和衰退的成本。银行倒闭，企业集团破产，金融体系几近崩溃。这次危机使得小型存款人和贷款人遭受到严重的伤害，社会动荡和政治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将存款保险扩大到未保险的存款人，甚至包括企业集团中离岸机构发行的以本币计价的债务。委内瑞拉的案例充分表明了银行关联交易风险传递的现实性及危害性 。
Laeven（2001）研究发现，俄罗斯银行的管理者向自己开的公司发放大量关联贷款，违约率为71%。
朗咸平（2002）研究发现，亚洲地区制度落后，大家族控制着银行，并利用金字塔式的控股结构，将银行置于最低层，通过关联贷款，不断剥削小股民和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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