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法》颁布以后，“公职律师”的合法性就更成问题：从主管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依据规章或违法性的抽象行政行为具体实施的“公职律师”组织、管理方面的具体行政行为）到主体违反
律师法禁止性规定国家公务员充任“公职律师”的种种“律师执业”行为，尽管客观上也许为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公然的违法。
对公职律师试点违法性问题，即便是对发展公职律师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往往也不加否认。如徐昕教授一方面认为“公职律师大有可为”，另一方面也承认“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公职律师制度确于法无据”。
（三） 重复建设，浪费资源，悖离“节约型政府”、“效能政府”改革方向
如果考察以下政府的法律部门，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即便不考虑司法行政机关、检察院等可以发挥“公职律师”部分职能的机构（如为“行政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和法律建议”、“参与本级政府或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议和修改工作”，司法行政机关、检察院都可以承担），作为政府内部的法律事务部门，政府法制局（办）这样的机构其实早已存在，进行所谓“政府内部律师”的制度建设实际是重复建设，实属浪费财政资源，对纳税人根本不负责任；同时，也是对12万多职业律师这一丰富的社会法律资源的极大浪费，与“节约型政府”、“效能政府”理念极不协调。
辩解理由之一就是认为法制办人员不是律师，代理民事被告案件诉权受限，但认真思考一下这种观点难以成立； 或者认为两者“各管一头”，即所谓政府法制局（办）注重宏观政府法务，而公职律师注重微观政府法务，但是，理由同样难以成立。所谓“宏观”、“微观”，本来就是相对的概念。站在国务院、省、部层面也许尚有“宏观理由”，但是诸如市县层面的法制办，统统以“微观”为由推卸份内应办理的政府法律事务，实在说不过去；政府法制办本来就应该对政府法律事务负责，没有理由认为只该管“宏观政府法律事务”而将所谓“微观法律事务”一推了之。
（四） 妨碍律师制度完善与律师业健康发展，人为增加法律职业者的身份差距，前景堪忧
健康的律师业有赖于几个方面的认同：“官”（权力主体）和“民”（权利主体）对律师业的认同；法律职业者（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研究人员等）之间的互相认同；律师业内部的互相认同。同时，也有赖于资源的公共开放（如政府法律事务对全体律师开放而不是由少数“公职律师”垄断）与权利的平等保护。
注意到一直为中国法学界倡导、并获得《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认可的“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提法，已从《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悄然淡出，“海外留学回国人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人员等，其报名条件和资格由组织实施公开选拔的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有关政策确定” 的规定实质上赋予了各级党政机关将非公有制单位人员排斥在法官、检察官甚至法制办工作人员大门之外的权力； 相反，按照《
关于开展公职律师试点工作的意见》，“公职律师可以直接转换为社会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