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立法不合理。由于涉及银行业务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文件、通知等由不同的国家机关制定，而不同的国家机关在制定上述约束性文件时价值取向不同，甚至存在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倾向，而且多数约束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缺乏透明、公开，没有银行的参与或虽有银行的参与但对银行的呼声不予理睬，因此上述约束性文件难免对银行的利益考虑较少或根本没有予以考虑，导致商业银行在适用上述约束性文件的诉讼中败诉。如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存单持有人几乎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而银行既要承担关于存单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又要承担关于存款关系真实性的举证责任。但在存单纠纷案件的实践中，银行除内部帐务记载外很难找到其它证据，而银行内部帐务记载的证据效力又受到严格限制。这也是商业银行所有存单纠纷案件中，银行几乎全部败诉的重要原因。
2、司法腐败。现实司法环境不规范，地方保护主义、徇私枉法、行政对司法的干预等现象十分普遍，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加之与银行诉讼的对方当事人多数会不惜血本，不计代价，拉拢腐蚀法官甚至给法官行贿，而银行用来公关的费用常常受到各种制约甚至没有正常的办案费用，在此情况下导致部分本不该银行败诉的案件银行败诉。
3、法院片面强调保护弱者的错误倾向。民法上的弱者保护是指根据人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对居于弱者地位的个人通过法律予以特殊或倾斜性的保护。民法上的弱者保护是建立在对弱者身份地位准确判定、弱者在行为中具有合法正当的动机、弱者切实履行应尽的业务的基础上的。基于上述原因，在群体与个人的诉讼过程中，个人并非当然的弱者。然而在金融案件诉讼中，不少法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涉及个人储户的案件时，常常存在较大的心理定势，片面强调保护弱者的利益，忽视银行的合法权益，无视对方当事人的过错，违背了案件裁判者应具有的公正、中立立场，致使部分银行不该败诉的案件败诉。
4、裁判依据的宽泛化以及裁判过程中的严格规则主义倾向。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仅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作为裁判依据，而且还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土地管理局、财政部、国家经贸委等诸多中央国家机关甚至地方行政机关的文件，甚至将有关领导的讲话作为裁判依据并机械地严格适用，而上述文件、讲话的透明度度不高，文件的下发范围多限于本机关系统内，银行常常无法及时知悉其内容，更谈不上按照上述文件精神办理业务。裁判依据的宽泛化以及裁判过程中的严格规则主义倾向使得商业银行部分不该败诉的案件败诉。
5、法官对银行业务规章、业务操作不熟悉。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发展迅速，商业银行业务操作日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业务的规则要求变化较快而且规则前后差异较大，甚至前后截然相反。绝大多数法官没有受过专门的金融专业教育，更缺少金融工作的实践经验，对银行业务不熟悉尤其是对金融规章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不熟悉，为此导致在部分金融案件审判过程中，案件定性不准，实体裁判错误，将部分商业银行不该败诉的案件判决败诉。在涉及商业银行新业务的诉讼案件中，由于法官不懂银行业务及相关国际惯例给商业银行经济案件裁判带来的消极影响尤为突出。如在新兴的电子化银行业务中，私人密码是银行识别客户身份的唯一途径。鉴于密码的私有性、唯一性、秘密性，在涉及电子化银行业务的纠纷中，理应适用本人行为原则。所谓本人行为原则，是指只要客观上在交易中使用了私人密码，如无免责事由，则视为交易者本人使用私人密码从事了交易行为，本人对此交易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官不懂得上述法律规则，而是机械地要求商业银行承担客户密码保管不善的举证责任，而银行在此情况下根本无法举证，于是法院便判决银行败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