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代各国仲裁制度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但是，社会利益从来都是高于个人利益的，意思自治也不能被绝对化，“为了坚持意思自治的理想，就更有必要对这种合法的权利增大和扩充趋势作出能动的反应，实行积极的监督和抑制③。”基于此，现代各国仲裁立法也都从本国国情出发，对意思自治作出了不同程度的限制④。但就整个国际趋势而言，此类限制日益淡化。　
　　二、意思自治在我国仲裁制度中的体现
　　“不同时期的经济结构不同，反映经济结构的经济体制不同，经济贸易的情况不同，适应其需要的仲裁制度就不同⑤。”在不同的仲裁体制下，意思自治在我国仲裁制度中的体现也不同⑥。　　
　　建国以来，我国曾一度照搬前苏联模式，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其基本特点是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主要通过行政机关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进行。在此体制下，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国家，经济调节和控制完全由计划机制承担。计划指令是进行资源配置，完成人与物结合的唯一方式和途径，经济运行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和行政力量推动，而经济信息完全由最高行政组织发出，并通过各级行政组织通道进行纵向的传送和反馈。与此体体制对应，我国法学界长期受前苏联影响，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法律以义务为本位，权利得不到重视，而“不尊重权利，不渴求保障权利，就根本谈不上意思自治⑦。”
　　基于上述原因，自五十年代建立的我国仲裁制度，国家干预色彩十分浓厚，意思自治被严重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仲裁程序的启动方面，实行双轨制。纠纷当事人的任何一方不经对方同意，均有权申请仲裁机构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无需以仲裁协议为基础；(2)仲裁地点和仲裁机构的确定方面，案件管辖仲裁机构的确定以行政区域划分为基础，仲裁机构因仲裁地点的确定而确定；(3)仲裁庭组成方面，采取的是行政决定的方法：仲裁庭一般由三人组成，且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一人和仲裁员两人组成。(4)仲裁裁决的效力方面，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形成“裁后再审”和“一裁两审”的格局；(5)仲裁管理体制方面，采用的是行政性的仲裁管理体制，对仲裁机构行使行政管理权，许多仲裁机构设在行政部门内，“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由此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国内仲裁制度具有极强的国家干预色彩。此种仲裁可以　　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管理的手段，实质上是一种行政裁决制度，严格说来并非真正的仲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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