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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和经济绩效
公司治理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保护投资者权力不被侵害和掠夺的一套机制。1999年，LLSV发表《投资者保护和公司价值》（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1999.10）一文，利用世界上最富有的27个国家数千家公司的数据，构造模型进行检验，用托宾Q测定公司的价值，用国家的法律起源及其特定的法规指数测定投资者保护的程度，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和控股股东的所有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论显示，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国家企业的托宾Ｑ要大于投资者保护程度低的国家，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国家，企业价值大。他们通过对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进行比较发现，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英美法系国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更为合理，资本在公司间的配置更有效率；而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较高，并且公司绩效较低。Ｃｌａｓｓｅｎ等(1999)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当投资者保护程度低时,集中所有权反而会提高公司的价值。好的公司治理一方面可以提高公司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还促进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反过来对投资者保护不力的治理结构会导致一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影响一国整体宏观经济变量。Ｊｏｈｎ ｓｏｎ等(2000)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其研究表明,在经济稳定时期,即使在投资者保护程度低的国家,内部人为了长期筹集资金的需要也会“善待”外部投资者。一旦经济状况恶化,前景不明,内部人就会加大对投资者的侵害和掠夺,公司治理越差的国家,对投资者的掠夺就会越加严重,进而导致股票价格的急剧下跌。在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研究中,公司治理变量很好地解释了市场危机的发展程度。
（二）法律与企业的融资能力
法律金融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起源影响该国企业的融资能力。Beck，Demirgüç-Kunt和Levine用38个国家4000多个企业的数据表明，在具有法国式法律起源的国家中，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障碍明显高于习惯法国家中的企业。接着，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法国式法律起源的国家往往(1)法律体系的适应性较差，其定义是把判例法和公平原则而不仅仅是成文法作为法律判定基础的程度；并且(2)司法部门的政治独立性较差，其定义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任期和他们对涉及政府的案件的裁判权限。最后，作者发现，在解释企业在签订外部融资合同时面临的障碍方面，一国法律体系的适应性比司法部门的政治独立性更重要。因此，通过用经验性方法证明法律起源上的国际差异与企业层面上金融体制运转之间的联系，作者从各种不同解释中确定了法律对金融发展的重要意义（Beck，Demirgüç-Kunt、Levine，2004）。
（三）司法效率与信用成本
Laeven和Majnoni根据大量国家截面数据考查了司法效率对银行贷款利差的影响。他们估算了106个国家在总量层面上的银行利差，以及32个国家在个体银行层面上的利差。在排除了若干其他国家特征因素的影响之后，作者发现，除通货膨胀以外，司法效率是推动各国间利差上升的主要动力。这表明，除了改善一个国家的整体宏观经济环境之外，司法改革可以改善合法合同的执行，进而在降低家庭和企业金融中介的成本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Laeven、Majnoni，2003）。
（四）法律、企业规模和金融
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就业过多地集中在非常小的企业。Laeven和Woodruff用墨西哥的数据考察了企业规模分布与法律体制质量之间的关联性。他们把Lucas(1978)的企业规模模型与Himmelberg，Hubbard和Love(2001)的异常风险因素共同置于这样一个框架中，即企业家才能分布和对异常风险的厌恶共同决定了最佳企业规模。作者的数据使他们得以重点研究法律体制对所有权和企业法人的不同影响。另外，通过重点研究单个国家的企业，他们从数据中注意到司法裁判和法律判决执行差异的重要性。作者发现，在墨西哥法律体制比较发达的州，企业规模较大。法律体制质量发生一个标准偏差的改善，可以使平均企业规模扩大10-15%。在以所有权为主的部门，法律体制的影响最大。该模式符合这样的结论，即较好的法律体制可以通过减少企业面临的异常风险扩大业主的投资。在作者用1900年墨西哥土著人口和活跃的毒品贸易数据测算制度变量时，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得到了证实（Luc Laeven、Christopher Woodruff，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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