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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仇和是否“最能遵守国家法律的人”？是否“法律的仆人”？
仇和的改革过程，的确充满了强权与强制，这当然是人治的表露。仇和的一系列措施的确也有侵权的嫌疑，不完全符合法治的一般要求。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是为了改善、丰富人们权利的内容。这又当如何理解？
我们从仇和的施政可以看出，中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犹如树叶的两面，即互相对立，又联系紧密。既可以相互制约，又可以互相推动。
在中国的国情下，很多人对待权利更多的是冷漠和沉默的。法律如同僵尸，任何法律的施行都需要自上而下地推动。在这个推动的过程中，人们的权利意识会被唤醒或者被激活。就如孟子所言：徒法不能自行，盖有治法而无治人，有良法而无良吏，法亦徒然。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仇和的思路似乎与他们一脉相承：“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任何法律制度都需要有人去推行去贯彻，在一些基础差、积弊较多的地方，更需要有真正的智者去创新和完善制度。在这方面，或许仇和的理解是对的，他认为从“人治”到“法治”有着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人治――人制－－法制－－法治。人治的经验要上升为制度，这种制度通过法定程序固定下来就能达到法治，治理过程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
人治与法治犹如树叶的两面。人治有时候会冲击法治，法治可以抑制人治不安的躁动。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但是，法治本身对于人治的冲击也有相当的容忍和张力。这也是法治中比例原则的嬗变。只要目的合法，对于具体操作手段法律都给予一定的宽容。以湖南省嘉禾县拆迁为例：同样曾经用铁腕推进拆迁，为什么仇和不仅安然无恙，还获得擢升风光无限，而嘉禾县委一班人却遭撤职遭批评，因之断送政治前程？其高下之处，就在于嘉禾一班人所“创新”的“四包两停”、“谁影响我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等办法、手段，从根本上违背了法律的意旨，仇和则有一整套成熟的思路和推进拆迁进程的办法，他甚至不惜亲自往返于各个拆迁工地，苦口婆心地与群众对话。这就是说，仇和施政既大胆，也十分心细。他的一系列施政措施虽然激进、刚硬，但是在具有上访告状传统的沭阳，却没有发生大面积的群众矛盾。其原因在于他作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解释说服工作，真正是“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在拆迁过程中，安置措施也比较到位。有群众亲口说，“虽然当时有点抵触情绪，是不对的。我们受益了。”在宿迁，有的群众告诉说，仇和经常微服私访，了解普通群众的思想。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自行车。大多数门卫不认识他，还因此吃了多次闭门羹。为了疏浚如同垃圾坑的京杭运河河道，他组织各界认识去参观、论争、表态。意见统一后，在电视上播放这些人的谈话。最后形成了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的舆论氛围。沿河农民没有钱，都被强令出义务工清淤筑堤。有的农民虽然不太情愿，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只能勉强为之。最后受益还是他们自己。宿迁现在的运河，路桥美丽畅通，舟楫穿梭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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