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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权法出台是谁的胜利
既然有人事先假设了一场争议，那么物权法呼之欲出，某些学者就认为自己胜利在望了，于是开始开香槟庆祝，酒喝多了，当然是不吐不快，于是就冲着那些建言者的脸一吐为快了。
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将要吐出的是什么东西，但根据国人之间的心有灵犀，我们可以估计有一下三种可能：
第一，最直接的、最痛快淋漓的反攻：你们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怎么样，服了吧，我参与起草的物权法终于通过了，跟你们挑明了讲吧，中国的物权法就是我们几个圈内的人说了算，你们能咋的！
第二，稍微温和一点、留点后路的反唇相讥是：没有办法，我参与起草的物权法最终获得了通过，这是历史的选择呀。
第三，最厚黑的反击是：在物权法出台后，出一系列的专著，一边自己解释自己制造的法律，一边挣大量的稿费。在每本专著的前言中历数物权法出台遇到的种种阻力，做各种忆苦思甜的表态；在每本专著的后记中感谢一下家中的亲朋、圈儿内的好友，以及CTV,MTV,ETV,XTV等等。
但是物权法出台真的就是胜利吗？中国出台了那么多的法律，我们的胜利岂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吗？这才是真正的文革作派----形势一片大好！
三、立法偏执是谁的失败
实事求是的讲，在立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法案起草活动。由于全国人大会期有限，而且各位代表分别“术业有专攻”，并非都是研究法律的，这就决定了全国人大实在不能亲自完成法案的起草。它只能把法案起草活动委托给研究机构和有关学者。这培养了一批专家，也成就了一部分学术权威，这本来是一种好事情，任何领域都会有权威，否则我们就没有了可堪崇拜者，丧失了榜样的力量，我们学习起来劲头也就不足了。可怕的是，一些跟在学术权威后面打杂的二流学者，仅仅因为参加过几次立法研讨会，就很不理智的误认为自己是学术霸主，和西楚霸王一样潇洒。
可是，如果法案起草者把自己和异议者对立起来，说明造法者是一个偏执狂，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以原谅的。因为法案起草者的立场应当是中立的，要恰当反应社会各方面的意志。
现实中，法案起草活动中确实存在偏听偏信的问题，很多起草组的领导官员、起草参与者往往有种强烈的欲望----把个人的灵感或学术思想上升为法律条文。对于个人而言，这样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业绩，可以载入史册，像臧克家说的那样“把名字刻进石头”，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言而文之，行而长远”。
或许有人要说他们所设计的那些法律制度是当前世界上最好的、最完美的制度。自信是好事，尤其是对个人而言。但毕竟时间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伟大的拿破仑也是几经大起大落，很多年后才获得相对客观的评价。我们伟大而完美的物权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它在实施之后，果然很好，那是造法者的胜利；如果有瑕疵，那是13亿人民的失败，因为那是你们选出的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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