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若要细究，本条内容尚需斟酌者至少有四：第一，法律有强制规范与任意规范之别，私权主体有义务遵守者，充其量强制规范而已，所以，笼统要求“应当遵守法律”，显然是混淆了不同规范的不同性质。况且，即便对于强制规范，法律亦无需多此一举要求私权主体“应当遵守强制规范”。真正与私法理念相契合的思路毋宁是：借助法律效果对私法行为做出规范评价。第二，法律与道德虽皆属事关行为之规范，二者亦经常出现交叉或重合，但法律只能为私权主体设定法律义务，道德义务则属于伦理范畴，是以，“尊重社会公德”之规定当属越俎代庖之举。第三，关于“合法权益”用语之误，方流芳早在1988年评论《
民法通则》时即曾予以详细分析。参见方流芳：“《
民法通则》评析”，载费安玲、朱庆育(编)：《民法精要》，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印行1999年版，页243-244。窃以为，其所列理由迄今仍然令人信服。遗憾的是，法律制定者似乎既不在乎严肃的学术见解，亦不关心法律用语的严谨性。第四，任何权利之行使，于义务人而言都意味着不利益，换句话说，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可能造成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法律所能禁止者，惟造成“不当损害”之权利取得或行使行为而已。这意味着，“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是一个恰当的表述。
⑨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84-85。
⑩梁慧星：《民法总论·2001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52-53。
(11)“四稿”将“三稿”第6、7两条合并而成新的第7条，其内容为：“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权利人行使物权，不得侵害物权。”此处仅讨论“三稿”第7条之内容，“三稿”第6条让诸本文第三节。
(12)当然，这一优点须以草案第2条第1款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为前提。对此，本文第三节将展开讨论。
(13)台湾民法典“总则”编第3章“物”之立法理由。参见林纪东等(编)，见前注⑤，页71。
(14)“物”之进入“总则”，实拜“权利客体”所赐，而“权利客体”概念之形成，又与“主客体分立”之哲学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全面系统的检讨必追溯至法律哲学乃至哲学领域。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15)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林荣远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88。
(16)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萨维尼论法律关系”，田士永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7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9。
(17)首版于1991年的《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主编)有完整的“总—分则”体系，却将“物”置于该书第2编“物权论”的第1章(总第12章)，并明确表示：“在民法上，物是物权的客体，物和物权均由物权法规定。”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页315。可惜，这一本属不同寻常的体系编排却未引起学界太大的关注。
(18)梅迪库斯，见前注⑥，页26。
(19)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序言”，页2-3。
(20)弗里茨·施图尔姆：“为德国法律统一而斗争——德国民法典的产生与《施陶丁格尔德国民法典注释》第一版”，陈卫佐译，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41-342；萨维尼，见前注①，页65-66；雅科布斯，见前注①，页142。
(21)佟柔：“新中国民法四十年”，费安玲、朱庆育(编)：《民法精要》，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印行1999年版，页202、205-206。
(22)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谢怀栻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5；梅迪库斯，见前注⑥，页11-12；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8。
(23)优士丁尼在其具法律效力的教科书中表示：“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查士丁尼，见前注(19)，页5-6。
(24)《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著：《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26。
(25)也许首版于1991年的《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主编)属于例外。张俊浩在讨论民法的调整对象时，未简单沿用“平等主体”称谓，而使用了“社会普通成员”之说法，并作如下解释：“当事人以社会普通一员的面目彼此对待和相互交往，而任何一方都不以官员或者权力者的面目出现——尽管他实际上可能具有这样的身份。上述交往关系，是社会普通成员关系。”张俊浩(主编)，见前注(17)，页4。很明显，张俊浩对民法调整对象的界定更接近于公私法区分学说中的“主体说”。可惜，也许是因为该界定在《
民法通则》面前显得过于“别出心裁”，它迄今未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
(26)雅科布斯甚至认为，“德国的法典编纂的体系特点并不是五编制，也不是在法典的开始设置总则编，而是对物法与债法的截然区分”。雅科布斯，见前注①，页182-183。
(27)雅科布斯，见前注①，页180以下。
(28)各种定义方式，可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36-37；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3-14。
(29)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该报告表示，关于草案第2条第3款，“有的提出，物权的性质对于明确物权的内容以及区别其他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物权具有支配性，无需他人协助即享有权利，又具有排他性，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项物权不能既是我的，又是他的，这一款中应增加物权的排他性。”因而建议将该款规定修改为：“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资料来源：http: //www. npc. gov. cn/zgrdw/common/zw. jsp? label=WXZLK&id=342222&pdmc=051201，访问时间：2005年10月25日。在“支配性”之外加入“排他性”，这似乎使得物权的定义变得更加全面。不过，依谢在全之见，此定义难免叠床架屋：“实则物权之排他与否，乃因对物直接支配所使然，故对物之直接支配，已足以说明此项特性，况属于支配权之权利均同具此项性质，故不以具有排他性为其定义之一部尚不生问题。”谢在全，同上注，页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