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上述三类回避都没有可能适用。
首先，我们来分析侦查人员（包括检察机关的自侦人员）是犯罪嫌疑人的场合。[3]这里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某一侦查人员的犯罪嫌疑还没有被发现，其二是某一侦查人员的犯罪嫌疑已被发现。在第一种情形下，不可能有自行回避、申请回避和指令回避的适用。自行回避不能适用，是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该侦查人员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一般不会主动退出侦查活动，即使主动退出，也不可能是以自己是犯罪嫌疑人为由提出申请采取自行回避的形式，只能采取向侦查机关坦白自首的形式。申请回避不能适用，是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所要做的是向侦查机关进行控告，而不是申请回避。指令回避在这种情形下当然不能适用，因为这时侦查人员的犯罪嫌疑尚未发现，不存在适用指令回避的可能性。在第二种情形下，也不可能有自行回避、申请回避和指令回避的适用。因为，当某一侦查人员的犯罪嫌疑已被发现，在其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事实上已无继续执行侦查活动的可能；在其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实务中也肯定会被暂时剥夺在所有案件中执行职务的资格。因此，已不存在适用任何形式回避的余地。
其次，我们来分析检察人员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场合。在检察人员是犯罪嫌疑人的场合，检察人员的职务活动主要是批准逮捕。当某一检察人员的犯罪嫌疑还没有被发现时，不存在批准逮捕这种职务行为，因此，没有适用回避的问题。当某一检察人员的犯罪嫌疑被发现，需要逮捕时，我们根本不可能设想，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该检察人员会有权参与批准逮捕活动。因此，也不存在回避问题。
在检察人员是被告的场合，检察人员的职务活动是提起并维持公诉。这时我们很难设想作为被告的检察人员会有可能成为本案的公诉人。因此，在检察人员是被告的场合，不存在检察人员的回避问题。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审判人员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场合。在审判人员是犯罪嫌疑人的场合，还不存在审判人员的职务活动，因此不存在审判人员的回避问题。在审判人员是被告的场合，我们很难设想审判人员会成为本案的裁判长或审判员。因此，审判人员是被告的场合，不存在审判人员的回避问题。
三、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 “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时，国外
刑事诉讼法无适用回避制度的立法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