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果是由国人的主观意志造成的。首先，汉字是人类意识最伟大的产物之一，中国从春秋铸刑鼎开始就一直迷恋成文的东西。文件在我们心目中相当神圣，农民起义要弄个檄文，朱棣篡位还要逼方孝儒起草个诏书。近代以来又对成文法的概念进行曲解，而实质上任何现代法律都是成文的，只不过一个偏重形式，一个偏重实质。这或许又要牵扯到万夫所指的实用主义哲学。其次，人是有惰性的，我们不能因为脸红，就对一个历史问题难以启齿：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文科的留学生在欧美并没有学到些什么，就连清末民国的著名留学生们也承认---他们在美国几年，主要把土豆炖牛肉作为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日本的文字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容易接受的多，我们在法律概念上大多用的是日本人的二手货，比如说经济法、比如法理学、比如说法律这些基本术语。我们很少深入的研究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倒流影响，而是更多的沉湎于回忆盛唐的威武，如果有新的研究，结果恐怕是惊人的。
　　（二）大陆法取向的负作用
　　中国现代法律侧重于取法大陆法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多元因素造成的历史问题，作为后来者本来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是，如同人的隐性遗传要在后代身上表现一样，从一个前因潜伏，到一个后果显现，总有时间上的滞后性。
　　在中国日益发达的当前，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大陆法取向，尤其是大陆法形式取向给我们的法治生活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其一，法治文化被误读。我们强调了以法治国，建立法治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有被误读的倾向。简约的条文式法律结构使得人人都以知法懂法为荣，推动了一些电视台用非法治的语言妄谈法治，不仅没有起到普法的作用，反而起到了负面的作用。[5]一些官员强烈要求读在职法学硕士、博士，因为法律条文中的汉字大家都认识，学习起来相当容易。这些人在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喜欢要求法律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所以最近有学者谈到能源立法可以借鉴《美国能源政策法2005》详细的规范能源问题，我就觉得那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另外，国人当下还经受不住致命的“制服诱惑”，似乎穿上某种制服就能够代表法治，代表神圣，比如保安，比如城管，比如工商税务，甚至连穿上劣质迷彩服的运钞员都敢扛上假枪，拉起警戒线，占用人行道，侮辱威胁出钱修路的纳税人。
　　其二，立法不够专业。我们“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在理论设计上是极端完美的。完美的东西往往不太现实，这种立法体制带来了立法的紊乱。立法权要分层是正确的，我个人甚至支持在更大的范围赋予大中城市更大的立法权。但是如果立法没有专业化，立法工作无法由成熟的法律专业人员担当，任由官员主导立法工作，中国固有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就会亵渎法律的本义。既然立法权最终归属人民的，所以立法权并不专门属于哪一个部门，最关键的价值是要专业，只有专业的立法才能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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