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主义者》的中译本《美国宪法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到更明确的关于司法审查权的论证：
当两种法律矛盾冲突时，汉密尔顿说：“遇有此种情形时，司法机关亦可根据
宪法，将违背
宪法之法规废止之。”27
那么，会不会造成“司法权高于立法权”的问题呢？“法院对于各项立法，既可因其违背
宪法，而有宣布其无效之权，则所将引起之疑问，殆为司法权高于立法权之观感。”28对此，汉密尔顿作了很多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此非司法权高于立法权之谓，乃以民权高于一切为其根据，故立法法规倘与民权之原意抵触，法官当可借后者之力量处理之。”“法院乃人民与立法间之居间机关，其作用可使立法机关尽其职权范围内之任务。” 29“司法机关既为维护
宪法，防止立法僭权之屏障，则法官任期首须具有永久性，然后方能保持法官之独立精神，使其奉公守法，勤于职守。”30
汉密尔顿这些言说，既是对美国宪法的解释，又是“人类理性可以设计理性的制度”的历史证明，证明司法审查制度是制宪会议设计的，而根本不是马歇尔创造的。
宪法文本公布于1787年，而汉密尔顿的解释早在1788年就结集出版了，早于马歇尔的判决15年多，怎么能说法院审理
宪法争议之权是最高法院“在1803年”“提出和确认了”31的呢？
四、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价值再认识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否实现了制度创新？本文第三部分的内容已经充分证明，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制度是由
宪法确认的制度，根本不是马歇尔创立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不具有制度创新的价值。
那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不是司法审查制度的一次成功实践呢？笔者以为也不是。
1965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
宪法》，对与会者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32虽然毛泽东的说法是对的，但是，这不等于他在主观上就是为了维护党章和
宪法，更不等于他的说法在客观上维护了党章和
宪法。同样的道理，虽然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书中关于国会1789制定的《联邦司法条例》中某个条款与
宪法相抵触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也不等于这个判决书在主观上就是为了维护
宪法的，更不等于这个判决书在客观上维护了
宪法。
赫鲁晓夫掌权时，苏联报纸也批评斯大林，勃烈日涅夫当权时，苏联报纸也能批评赫鲁晓夫，但是都不能说那些批评是当时苏联
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体现，都不能说是苏联
宪法的贯彻和落实，因为那些批评正是赫鲁晓夫或勃烈日涅夫所喜欢的。同样的道理，否定前任国会的一个法律规定，否定现任国会和现任联邦主席也想否认的一个法律条文，也不能算是对司法审查权的贯彻和落实。
其实，1789年的《联邦司法条例》仅仅在联邦最高法院初审权上与
宪法不一致，而在联邦法院有权力、有责任制约联邦国会和联邦行政当局的大原则上与
宪法并无抵触。马歇尔如果能够认真贯彻
宪法的话，就应当让马伯里到联邦地区法院或者联邦巡回法院起诉，如果不服再到最高法院上诉。马歇尔受理了马伯里的起诉，尽管判决马伯里败诉了，尽管判决书中说最高法院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超越了
宪法规定的最高法院初审权的范围，但是，你最高法院还是审理了，这不是明显的违反
宪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