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意见认为，这次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因为记名法人股股权应当属于记名者，即使签订了转让合同并支付了款项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之前仍然应当属于记名者。因此本案的59.4万股法人股在“洪江二轻”于2001年8月7日转让给“日升公司”并办理过户手续前，股权一直是属于“洪江二轻”的。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根据我国《
公司法》第
130条、第
139条、第
140条的规定“公司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公司向发起人、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由此可知，“洪江二轻”持有的59.4万股法人股应当是记名股票，对于记名股票的转让应当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办理过户手续是股权转让生效的必要条件。因此，“洪江二轻”在2000年1月21日与“资管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原持有的“安塑公司”的59.4万股法人股以66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资管委”并且接受了价款但是没有办理相关过户手续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股权的变更，在这次转让过程中，股权的归属并没有实际发生变更。59.4万元股权在2001年8月7日前仍然属于“洪江二轻”。
（二）关于被告人李己轩在本案中所处的地位问题。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己轩是从犯。此次通过股权转让的办法侵吞59.4万股法人股差价款100万元的犯意不是李己轩提出的，而是何述金蓄谋已久提出的；李己轩代表“洪江二轻”先后分别与“金利公司”、“日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有关的公证及过户手续，均是在何述金的精心策划、授意、指挥安排下进行的；并且何述金时任“安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兼“资管会”理事，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所以在共同犯罪中，李己轩起次要作用，是本案的从犯，对李己轩的定罪应当按何述金的定罪来定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己轩是主犯。李己轩是受何述金的指使，且是在同案人何述金的劝说下接受贿赂款的，但是，李己轩明知何述金的动机、目的，却没有经本单位集体研究同意，擅自违反本单位与“资管会”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积极主动地代表本单位先后分别与“金利公司”、“日升公司”签订有关股权转让等协议并办理有关公证、撤销公证及过户登记手续，为其一伙的犯罪目的最终实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直接实施了收受钱款并侵吞的行为。因此，应当认定被告人李己轩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由于李己轩是国家工作人员，是身份犯，全案定性应当按在共同犯罪起主要作用的身份犯罪定性。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根据我国《
刑法》第
26条第1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正确认定主犯呢？判断一个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主要作用，应当根据他在参加实施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加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造成危害结果的作用等，全面地分析判断。从主犯参加犯罪活动的情况来看，他们一般在事前拉拢、勾结他人，出谋划策；实施犯罪时积极参加，担任主角，并协调他人的行动，所犯具体罪行较重，或者直接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有的事后还进行策划掩盖罪行、逃避惩罚的活动。通过对共同犯罪人参加犯罪活动的具体分析，就能正确地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而在本案中，李己轩虽然受何述金的指使，且是在何述金的劝说下接受贿赂款的，但是在犯罪实施过程处于积极主动并且必不可少的地位。理应认定李己轩是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