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底，中国司法部提出了推进监狱工作“三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并将社会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这标志着行刑社会化导向下的中国刑罚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
四、如何在中国推进行刑社会化：几点思考
（一）更新刑罚观念，实现刑事政策的合理化
中国历经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重刑观念由来已久，表现之一就是过分崇尚监禁刑的功能，时至今日，公众心目中往往把犯罪同坐牢等同起来，似乎只有这样，社会正义才能得到伸张。在要求重判严惩的舆论压力之下，司法人员在非监禁刑的适用上往往持保守立场。
因此，行刑社会化的推行应当从观念的更新开始。应当淡化重刑报应思想，倡导科学的刑罚理念，设计理性的刑事政策。我认为，我国应借鉴某些国家的经验，确立“有选择监禁” 的刑事政策思路。鉴于监禁刑的运行成本高昂，应当合理配置刑罚资源，以有限的空间来监禁那些该监禁的人，将那些不必要监禁或不需要继续监禁的罪犯，放到社会上接受矫正。
在我国，推行行刑社会化，需要处理好其同“严打”政策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的形势下，实施“严打”战略有其必要性。然而，“严打”的对象范围应有合理限定，不能无限制扩大；同时“严打”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必须捍卫
刑法的公正性。即使在“严打”期间，对符合条件的罪犯仍可以实施社区矫正。从根本上讲，“严打”同行刑社会化并不矛盾，由于行刑社会化的推行，使大量的轻罪罪犯不必进入监狱，或者使某些狱内表现良好的罪犯及早离开监狱，这有助于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去惩治那些严重犯罪，从而更好地实现“严打”的预期效果。
（二）改革量刑制度，建立刑事审判与刑事执行的互动机制
行刑社会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刑事审判的制约。在当前我国刑事审判工作中，法官更多地关注社会正义的实现，而对罪犯人格和再社会化问题考虑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刑事判决的科学性，制约着罪犯矫正的质量。
所以，应建立刑事审判与刑事执行之间的互动与沟通机制，使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考虑罪犯所犯罪行，也要考虑罪犯的人格状况和再社会化问题，同时适度考虑监狱的容量和负荷。在此方面，西方国家的某些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如缓刑官向法官提交判决前罪犯人格调查报告的制度，吸收社区代表参加的缓刑、假释听证制度，监狱向法院定期提供的监狱容量通报与预警制度等，这些制度有利于发挥行刑环节对于刑事审判的调控、反馈机能，提高社区刑罚适用的科学性。
（三）健全行刑体制，促成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协同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