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如奚晓明法官认为，选择第三国法律足以使第三国与争议有实际联系，这种理由是不科学的。选择一国法律并不足以使该国取得管辖，否则又何以有国际私法中外国法的适用？选择一国法律作为准据法与一国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二者并无必然的、因果的联系，因此选择第三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并非使得案件与该国有“实际联系”。事实上，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而只是选择第三国法院管辖的情况下，依据第三国的冲突法规则，第三国一般也会适用其本国实体法来裁判案件，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只要选择了第三国法院管辖，在没有选择合同准据法和选择合同准据法为第三国法的情况下，第三国法院都有管辖权。这种推论是荒谬的，仅仅选择第三国法院这一因素绝对不能使争议有第三国有“实际联系”，否则，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指向任何一国法院都被认为有效，那就没有必要作“实际联系”的限制了。当事人所选择的法院取得管辖权是目标，而装货港、卸货港、承运人主营业地在其所选择法院所在国则是该法院取得管辖权的媒介、工具和手段，仅仅选择法院本身不能即是目标又是媒介。
我国《海诉法》第八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从此条规定可以无可辩驳地推导出，单纯的第三国法院被选择并不能使得该国与纠纷有“实际联系”，“实际联系的地点”与“书面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从立法语言的前后协调一致考量，《海诉法》作为《
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同一词组不会表达不同的意思，二者“实际联系”的含义应当是统一的。
最高人民法院也一贯持此种态度，最高院民四庭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第一条规定：“理解‘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应当综合考察当事人住所地、登记地、主要营业地或营业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诸多因素”。[7]但是依据法律解释的同类规则，集合概念中列举的一些种类的事务，其未尽事项的扩大解释应当限于与所列举的事务属于同类。[8]虽然对选择第三国法院管辖是否有效没有规定，但是选择第三国准据法且选择第三国法院管辖显然不是具体、实在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与以上列举事项并不同类。
（三） 有利于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