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狗患”
季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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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２００６年７月３０日新闻报道，云南省牟定县在公安局组织下掀起了一场对狗的“严打风暴”，五天之内处死匹数超过五万，其中还包括四千多只已经注射预防狂犬症疫苗的宠物。新华社还进一步透露，在７月２５日至８月３日期间，该县共扑杀深埋５５０４６只家犬和野犬，占饲养总数的９９．９４％，只留下警犬和军犬。
引起这场耸动视听的警方“大屠宰”行动的原因是，就在不久前，狂犬病造成了５人死亡、大约３００人患病的恶果。为受害者伸冤、“以刑去刑”，或许就是使这种重罚主义行动得以正当化的最大理由。
这个的消息传开之后，海内外舆论界顿时哗然，一些国际动物保护团体也摆出了为狗请命维权的架势。但此时此刻，中国的有关政府部门似乎要坚决奉行“人权高于狗权”的宗旨，在城乡各地都可以看到那种打狗不问主人的运动正方兴未艾，却根本听不到偃旗收兵的鸣锣声。为什么？有一组下列数据似乎提示了答案。
１９９６年一年全国狂犬病例为１５９件，十年之后的２００６年，仅９月这一个月就发生病例３９３件。在２００５年，狂犬病造成患者死亡的人数高达２５４５个。权威机构的统计结果是：目前全国共有７５０９万５０００匹狗，预防接种率竟然不到１０％，这意味着存在９０％狂犬化的潜在可能性；何况农村地区的狗数占整体的８５％，难以进行登记证管理；即使在首善之区北京，上证家犬为５０万匹，但实际上却有１５０万只狗没有户籍，或被暗中窝藏，或在自由流窜。于是乎，有关当局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过剩防卫的心理，倒也不足为奇。
杜绝狂犬、为民除害，这很好。但能够因此就认可那种“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网一个”的铁血政策吗？面对少子高龄化之后的孤独和戒惧，养狗防贼或者养狗防老乃属人之常情，凭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在狗年灭狗？难道中国真的到了狗多为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吗？非也。在现阶段，实际上中国人均养狗数为０．０５８匹，不仅跟罗马尼亚的０．１３０不可同日而语，也远远低于日本的数值０．０９８。由此可见，中国狂犬症的根本性问题并不在狗口太多，而在管理不善。假如没有治本的制度改革，即使那些治标的举措再严厉，恐怕也还是无济于事。
众所周知，防治狂犬症的关键在于对家犬普遍打预防针，对野犬及时进行救济性收容、防疫处理以及绝育手术，此外还应该全面改变动物的饮食起居的卫生条件。在这里，登记制度构成前提条件，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没有准确的数字档案，就不可能对危险动物和徘徊动物实行有效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