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父母没有遗嘱自由。导致父母没有遗嘱自由的原因，其一是因为财产是家族财产，父母只不过是家庭的负责人，而非所有权人，所以他不能随意处置，必须按照高于自己的意志的家族纪律进行财产分割。其二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家族财富的增长十分困难，作为家长的父母有义务保证家族财产的增长，并防止的减少和外流，比如生前的赠与，遗赠，女儿参与家产分割等等，都是可能导致家产的减少和外流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会遭到儿子们的反对，同时也是一种对祖宗不孝的行为而会遭到舆论的谴责，此外，其效力也得不到官府的认可。[25]
回到我们讨论的案例，我们看到，退婚纠纷和家产分割纠纷的处理体现了个人主义和家族主义两种价值观念体系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退婚纠纷中，显然家族主义的影响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成为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的主要依据。而个人主义的观念也有所体现，例如支书张永贵多次强调新婚夫妇双方感情很好，以增强调解人员维护现存婚姻关系的意见的正当性。但是，总体来看，“双方感情很好”并非成为反对退婚的主要依据，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作为证明婆家并未虐待媳妇的证据予以表述的。而在家产分割纠纷的处理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的痕迹，这里所展现的，完全是传统家族观念所支配的法外秩序。如果非要说个人主义的影响，那就是似乎父母尊长的权威下降了，成年儿媳的财产权利意识增强了，他们能够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就要对父母居住的窑洞落实产权并予以兑现，而且这种要求尽管被支书斥为“人家会笑话”，但是通过双方的妥协还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实现。
（一）礼治秩序与国家管理的冲突。
记得电视剧里面常有这样的情节：甲和乙准备举行婚礼，丙想阻止这个婚姻，但是丙身在远方，于是丙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力争在男女双方拜堂之前赶到并阻止婚礼的进行，因为拜堂之后，婚姻关系就成立了。结果丙十分幸运，当司仪高喊“一拜天地”、男女青年正欲下拜时，丙正好赶到大厅外，高呼一声“等一等”——由于拜堂被阻止，婚姻的缔结也就成功地被阻止了。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拜堂成亲这个仪式对婚姻关系的成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本文调查的退婚纠纷中也是这样的，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认为对婚姻关系的效力来说，婚礼的举行远比登记手续重要。那么，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一问题可以沿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思路来分析。在传统中国，人们定居在土地上，安土重迁，极少流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熟人社区。所谓熟人社区，就是住在这里的人们彼此都是熟悉的，互相能叫出名字，见面互相打招呼，并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处理紧急事件的实践中，形成了某种合作的机制。在财产制婚姻中，结婚就意味着某个女子为某个男子私人所有，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通过一个仪式对外宣称，让人们知道这一事实。而在一个熟人社区中，这种宣称是可能的，而且也因为是一个熟人社会，根据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公布后的事实对社区中的不特定村民具有足够强的约束力，保证婚姻关系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结婚仪式通常伴有宴请和闹洞房，这两个程序具有两个意义，一是有利于事实的公布。二是因为一个未婚女子原本是公共的，现在却从此变成了私有财产，那么男方必须给社区一定的补偿，补偿之一是请大家吃喝一顿；补偿之二是闹洞房，即所有的村民都可以和未婚女子取乐，不过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所以大家可以十分尽情。此外，结婚仪式还有一个程序是拜堂，这是由家族主义和祖先崇拜两个因素所致，当然，归根结底，这两个因素也是在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的物质生活条件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两个因素导致的观念中，娶媳妇是家族中增加新的成员，而家族是祖先创立并传承下来的，所以应当叩拜祖先的灵位，一是告知他们，二是感谢他们。
这种习俗的盛行还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管理方式有关。在传统中国的交通和通讯技术条件下，统治一个地域广大、幅员辽阔的帝国十分艰巨，为此，统治者采取了两种治理方式。一是乡村和宗族自治。帝国的官员只延伸到州县一级，而且人手有限，大量的社会事务交给地方的乡绅、宗族等来治理，这其中当然包括婚姻方面的事务。如此而来，在帝国的垂直管理权力（费孝通称之为“横暴权力”[26]）之外，为社会权力的行使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而乡绅、宗族等的社会治理又是通过礼治秩序来完成的，社会权力的形态体现为一种“教化权力”。[27]所谓礼治，就是在传统中，形成了一些行为处事的方式、程序，通过教化把这些方式、程序内化到村民的人格中去，使之成为不自觉的行为方式；反过来，这些仪式和程序的运转又渲染和强化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和社区认同，维系着社区的社会秩序。我们看到，婚姻秩序的治理就是在这种自治权力的范围内、通过礼治秩序来实现的，人们通过一定的仪式、程序这样的符号系统来表达他们的意义世界，强化着关于家族、社区共同体等核心价值的联想，维系着婚姻和家庭的秩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