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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研究者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开阔的世界性视野。
20世纪30年代的法律史学者处于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个非常开放的时期，很多人研究 法律史问题，都具有开阔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眼光，杨鸿烈懂数种外文，又留学日本，在 这方面的见识自然比一般中国法律史学者要杰出一些。杨鸿烈和陈顾远都受教于思想史 学和法制史学方面的名家大师，都吸收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制史学的优秀成果，故 能写出了无愧于时代的中国法律史学著作。前辈学人的事例说明，中西、古今法制历史 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域，又是一个难于把握的领域，需要法律史学者作更 艰苦的语言努力，更深厚的知识积累，才有希望获取更为准确的认识。
(二)比较法制史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积极意义
当法制史研究领域的比较研究成果凯歌前进时，中国法制史的教材建设却相对滞后，( 注：这方面的总结与批评请参见刘海年、马小红：《五十年来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载 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未能及时将新成 果体现出来，出现了不该有的脱节；在教材的编排中，编写者也未能在一些子目上尝试 运用比较的方式，以便学习者一目了然，心知肚明，并避免教学者因水平之高低而出现 教学效果的参差不齐。
作为一个后学者，笔者亦无意在此空发议论，但现有教材的体例需要不断地完善则是 不争的事实。众多的优秀的比较研究成果迭出，是可喜可贺的幸事，但其影响所及或许 只是一个相对狭小的特定的群体。而教科书要面对的是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其负有教育 、启迪、培养后进人才的重大职责。比较法制史有助于提高法律教育的质量，它可以向 学生提供一个新的境界，增加许多知识，并提高他们的思考能力。反之，一个国家的法 律教育如果过于狭窄，就会使学生目光短浅，知识贫乏。因此，21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的 教学与研究应着眼于全球化这一背景，以开放、合作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及时转换研 究视角，关注现代化、全球化和后现代化思潮对法律史学研究的影响，赋予法律史学新 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中华法系的内容及其特点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因此，研究中华 法系更应该运用比较法制史的方法，关注中华法系母法内容与子法内容的统一。例如， 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是否是“礼法结合”，学界尚未取得共识。但如果将其放在世界法 律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下，与其他几大法系，特别是与同属东方法的印度法系相比较，则 使人容易明了。又，中华法系以中国传统法律为母法，以东亚各国法律为子法。但是， 中国学者如杨鸿烈、李钟声先生等对中华法系的母法研究虽有丰硕成果，但对中华法系 的子法研究不足。这是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开拓子法内容的研究，不仅是中华 法系作为“法系”的缘故，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富有学术价值：通过对于法基本特征及 其形成、流变、解体的研究，来反观中华法系母法的形成、发展、瓦解，并从中提炼出 中华法系母法的价值及其应世态度。(注：艾永明：《关于21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 点思考》，载汪汉卿、王源扩、王继忠主编：《继承与创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世纪回顾 与展望》，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看来，总结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还有待 比较法制史研究的深入，通过对世界各种法系深层次的全面的比较之后，才能获得更为 确切的结论。
同样的理由，在近代中国法律史的教学中，也许更应当注重与特定国家如德国与日本 的近代法制史的比较研究。(注：类似的观点还可参见武乾：《关于中国近代法律史研 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律史学会2002年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这不仅因为作为同样 相对后进的德国与日本法制史与中国近代法制史具有更大的可比性，而且还由于德、日 近代化的法制直接影响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此外，德、日近代法制的发展史还为 近代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体系。如果不对德、日等国的法制与中国近代 法制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我们就不仅不可能真实地描述中国近代法制史的全貌，也无 法对中国近代各项法律制度的成因，以及中国法律近代化成败的原因作出正确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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