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法制史学科建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现了挫折与反复，《比较法制史》作 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也停滞不前。随着全国法制史学的复兴，张晋藩教授于1987年在中南 政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提出了开展比较法制史研究的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 “法学理论方面有比较法理学，
宪法方面有比较
宪法，
刑法方面有比较
刑法，民法方面 有比较民法，诉讼法方面有比较诉讼法，法制史方面有比较法制史。这些都列为应用学 科的必修课。”(注：陈景良、张中秋：《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6页。)同年10月27日，他又在《光明日报》发表《 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一文，呼吁：“随着法制史学科的发展，开展中外比较法制史 研究不仅必要，而且也具备条件，在大学法律院校开设比较法制史课程，也应该提到日 程上来。”后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开设了《比较 法制史专题研究》。但据笔者所见之讲义，其体例与内容与所期待值相去甚远，看来， 《比较法制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作为方法论的“比较法制史”
最近百余年来，比较方法得到广泛运用，以至出现了许多冠以“比较”之名的学科， 如比较宗教学、比较法制史学、比较法学等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比较的方法只是 在这些领域才是有益的和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比较乃是思维本身的一项特征，是人类 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手段。法律史学既有纵向的比较，即古今法律的比较，也有横向 的比较，即中外法律的比较。比较的方法将使我们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鉴别、取舍 而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法制历史，在中国古已有之。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 知也。”不仅指出了夏商周三代发展的联系性，而且也是从比较研究中提出的结论。由 于古代的礼涉及到国家的典章、法制、礼仪等许多方面，所以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 上说来，孔子是比较法制史的创始人与鼓吹者。(注：张晋藩：《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 究刍议》(上)，《政法论坛》1988年第6期，第1页。)至汉代，马融、郑玄既是经学家 又是律学家，他们不仅说经解律、引礼入法，而且运用比较的方法考证三代以来的法律 制度，为东汉的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杜预所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也同样运用 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去阐明先秦的典章制度。唐朝著名的《永徽律疏》，是秦汉以来法 制发展中最光辉的成就，显示了修律者在比较研究历史法制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功力。至 清代，薛允升著《唐明律合编》，即将唐律与明律进行对比分析，说明明律同唐律的渊 源和区别，为法制历史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至清末，沈家本主持 下制定的以《大清新刑律》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都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西法律的 成果。把中国的法制改革和世界法联系起来，从中外法律的横向比较中寻求改革中国法 制的途径，可以说，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比较法制史的奠基人。
在比较研究方法上，杨鸿烈也曾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 他总结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即利用前者叙述法律的沿革、法律与国家 的关系及法源等问题，利用后者说明各种法律的性质及进化等问题；他又总结了纵的研 究和横的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即利用前者侧重于法律运用的研究(动的研究)，后者侧重 于法典内容的研究(静的研究)；此外，他还总结了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即利用前 者考察法律的沿革，利用后者比较法律的异同。(注：刘广安：《杨鸿烈与中国法律史 学》，载《中华法系的再认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