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法模式
台湾地区在商标犯罪立法上采取了刑法典和附属
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二者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刑法典规定了商标犯罪的传统或典型的样态，而
商标法则及时反映商标犯罪的新形式、新情况，从而在维护刑法典的稳定性的同时，又能充分利用附属
刑法的优势，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情势。但反观大陆关于商标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立法模式单一的问题，关于商标犯罪的罪刑规范只规定于刑法典中，
商标法等附属
刑法仅有一些呼应性的规定，并没有实质性的罪刑规定。这种单一的法典模式立法，虽然有助于维护刑法典的统一性，但也存在规范粗疏、对实践变化反映迟钝等问题。尤其对于商标犯罪这样专业性比较强、对行政性、经济性法规依赖度比较高的犯罪，单一的法典型立法模式难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犯罪形势。为此，笔者主张大陆今后尝试多元化的立法模式，以更有效地惩治商标犯罪。当然，在设置附属刑法规范时，须注意同刑法典相关条款的协调，在台湾商标犯罪刑事立法中，这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协调之处，例如，
商标法第
82条规定的贩卖仿冒商标商品罪与刑法典第
254条规定的贩卖、陈列、输入伪造、仿造商标、商号之货物罪之间，即存在此问题，从而增加了司法适用的难度。大陆今后刑事立法中，应尽力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
（二）关于商号的
刑法保护
台湾地区
刑法将商号列为
刑法的保护对象，使
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为充分。商号，即厂商字号或企业名称，是用于区别各个企业的不同称谓。商号同商标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某些情况下，商号可作为商标申请注册，或以商标作为厂商名称，这样对商号可完全适用适用对商标的法律保护，对假冒他人商号情节严重的行为，可直接按照惩治商标犯罪的刑法规范定罪量刑。但是，如果企业未将其名称申请注册商标的话，商号和商标就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东西，尽管商号也往往能起到商品标记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主体独立人格的增强，商号制度的重要性愈来愈大；与此同时，各种盗用、假冒他人商号、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及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日益严重。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比较猖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假冒他人商号进行售假行为的。如果这种行为并未同时侵犯商标专用权，从其内在质量看尚不属于劣质产品，则按大陆地区现行
刑法就难以对其治罪，这显然不利用有效保障商号权利人的利益，遏止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因此，运用
刑法手段对商号专用权进行保护是很有必要的，大陆刑事立法中，有必要借鉴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在
刑法中增设妨害商号的犯罪。[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