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主义法学思想的主要内涵是：1、在价值论上，认为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法律制度应具有人文关怀，应以促进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为己任。2、在人性论上，认为人性是诸多相互矛盾的属性的统一体，包括先天属性和后天属性的统一，善性和恶性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欲望和情感）的统一。因此，法律应客观地对待人性的局限性，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防范人的恶性，宽容人的弱点，鼓励人的优点。
警示训诫防线作为一种人性化的反腐制度，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蕴含。这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警示训诫防线是建立在对于人性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在对于人性的认识上，古今中外的思想家观点纷呈，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出发点，对人性问题作了深入而科学的阐述，根据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人性具有二重性和可变性，也就是说，人既具有向善的倾向，也具有向恶的倾向，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自我的人格修养程度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两个方面。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分析腐败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腐败源于人类脆弱的本性。尽管人性善恶的命题几千年来争论不清，但人性天生存在弱点，谁都无法否认，“人无完人”可谓一条朴素的真理。从终极意义看，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易腐蚀性相结合，正是腐败发生的根源所在。如果掌权者在不良环境的作用下，善的倾向被抑制，恶的倾向过度膨胀，腐败就可能发生；而通过对其适时进行教育矫正，可以促使其向善的方向发展，恶念就可能被抑制，腐败就会得到控制。警示训诫防线正是利用了人性的二重性和可变性原理，通过构建警示训诫防线，防范掌权者在贪欲的驱动下腐化变质，引导其在法律的边界内谨慎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人学，肯定人的主体性，提倡人的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由此出发，反腐败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控制腐败行为本身，而在于通过控制腐败，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地发展，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其中也包括促进初涉腐败的干部本人健康发展。既然人性本身是有缺陷的，社会对于那些犯了一定错误的人应予适度的宽容，给予其改正的机会。那种单纯的惩罚做法，会降低行为人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抑制了其人格完善的原动力，甚至于强化其反社会心理，将其抛向社会的对立面。这对于犯错误的本人而言，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是有害的、危险的。警示训诫防线立足于动态的管理、监督和防范，通过及时发现问题，进行个别化的教育警示，使有腐败苗头的干部及时悬崖勒马，激活其改悔自新的进取心，防止其滑向腐败深渊，这体现了对干部的爱护，无疑是法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三）行为法学中的个体行为控制理论
行为法学是应用行为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用来研究各种法制行为和法制心理现象，旨在对人们的法制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探索法制行为、法律机制和法治目的三者相互关系及其规律的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 从行为法学角度看，包括腐败在内的人的所有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反应，行为过程就是一个外部诱因引起的刺激——反应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人所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所以人的行为受到道德、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法律则是一种利用规则和制度对人的行为进行调控的手段。
根据行为法学原理，反腐败主要表现为对职务行为的调控问题。由于权力天然具有容易扩张的性质，为使在职个体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完善对职务行为的监督机制极为重要。警示训诫防线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职务行为监督机制。另一方面，根据行为法学理论，对违法行为的控制应遵循“及时发现、正确处理、努力矫正”的原则。违法行为大都会经历由轻微到严重的发展进程，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对违法行为的控制难度会不断增大。所以，及时发现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的前提，也是保证控制效果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在对违法行为的处理中，应充分考虑行为本身的差异和行为人的个体差异，针对不同性质、不同危害程度的违法行为，适用不同的处理措施，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警示训诫防线完全符合行为法学的上述原理。这一制度强调对腐败个案的及时发现、提前介入、早期治理，在腐败萌芽之际就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纠错和教育矫正，从而起到警戒和促廉的作用。
|
